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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忻州古迹与赵氏孤儿 (1)
2013-05-26 08:40:35  来源:山西新闻网忻州频道  作者:通讯员:李千和  浏览次数:146  

  编者按:

  忻州网于2009年3月发表了一篇《忻州古迹与赵氏孤儿》的长文,是胡全福用“司蔺”笔名于1993年发表在他自己主编的《忻州文史资料》第八期上的那篇同题文章的又一个版本,至今仍在网。近日有人向网站发耒一篇署名关晋的针对胡文的商榷文章《也谈忻州古迹与赵氏孤儿》,现将该文也发出,以飨读者。

  我们忻州(曾称忻县,现称忻府区)是一个风水宝地,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繁衍。东周春秋时期,这里属晋国北方,各族混居。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晋贤公孙杵臼、程婴的忠烈之举,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正义、进步与文明,所以从那时起,忻州先人就对晋国古贤建墓立祠,尊崇祭祀,世代相沿,形成三晋独有中华独特的九原文化。这是我们忻州极为宝贵的具有巨大的现实开发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然而,1993年,曾任忻州市史志办主任、时任忻州市政协专职常委的胡全福先生在他主编的《忻州文史资料》第八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忻州古迹与赵氏孤儿》。其文洋洋一万二千余字,从肯定晋国七贤与忻州无缘入手,对千百年来历代忻州人祭祀晋贤的行为予以诋毁,称这种行为是“以讹传讹”,是“名为宣扬先人,实则炫耀自己,至于后果,全不顾及,”等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胡文是一篇不严不谨,不能自圆其说的劣作,从弘扬先进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建设政治文明的现实角度看,胡文更是一篇只产生负面效应的劣作。对此劣作,本来是无需置议的,但令人预料不到的是,胡文一出世,附和者便芸芸,特别是近年来有些文化人也常常以附和胡议而荣。由此可见,批驳胡氏谬论已是刻不容缓。于是写成此文,以昭忻人。

  (一)胡先生认为,金朝南阳进士何师常写的《公孙厚士祠记》,最早认定忻州之九原即古赵氏田邑、文子家世旧葬地,没有根据。而且认为何氏几乎全部地、字句不变地抄录《史记》中关于赵盾、赵武的史实,也是在“渲染传播”,在给世人制造“好似赵家昔日下宫之难,竟发端于忻”的错觉。

  但事实是,何师常撰写《公孙厚士祠记》之前,忻州境内就已有祭祀公孙杵臼的墓和祠。何氏并非首倡。

  金人何师常的详细情况,我不清楚。何氏所写的《公孙厚士祠记》张明远先生1997年出版的《忻州史话》上收有全文。我们只要稍微阅读一下何文,就可看出胡先生对何氏的指责是何等的荒唐。

  何氏文中在提出“今之九原,即古赵氏田邑。”的观点之后论证道:“按《山海经》云‘忻水东历程侯山北下旧有采金穴,故谓之金山。’《隋书》:‘秀容县有程侯山。’《九域志》亦载:‘此山乃赵地。’”这样的文献资料,怎么就不算什么根据?即使胡先生能把这些文献资料全部否定,那也不应指责何氏没有根据,只应指责何氏所用的根据是伪据,才合情理。何氏文中又说:“《礼记·檀弓》谓:‘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即此。”而且也引用《檀弓》资料与《隋精道寺碑》碑文资料进行了论证。这怎么能说没有根据?当然,何氏所引证据《隋精道寺碑》文中的“迁史以为南并北代非此何焉”一句中的“并”字,碑文原解有错,“并”不是“并州”之义,而是“合并”的意思。《史记》原文如下:“于是赵有北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这里的南并知氏,指的是晋敬公四年知伯率韩魏攻赵氏,水灌晋阳城,赵襄子设计离间,联合起韩魏二氏反灭知氏,共分其他的事。即使何氏所引证据有此纰漏,也不能否定忻州之九原乃赵襄子领域之史实,也不应就由此断定“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中的九原就一定不是忻州之九原。

  何氏认定忻州之九原乃晋国赵氏之田邑,并不仅仅依靠文字资料,他的证据还有忻州九原有公孙杵臼古墓和古祠这种实物。何文写道:“迄今,九原以公孙为里而有三社,其中社犹有古冢,以祠荒而迁于附路,与州南程婴祠,乃九原古双祠也。”何氏写得何等明白!远在他到忻州之九原之前很早,这里就建有祭祀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古墓和古祠。他正是凭这些古墓古祠而认定忻州之九原是晋国赵氏之田邑,赵文子与叔誉所观之九原也即是此。胡先生怎么能对此视而不见,诬何氏文中没有什么根据?

  诚然,何氏文中提出这样一种疑问,他写道:“亦云其墓在焉,彼有仇由藏山、绛阳之旧墓,乃不知摭何而所载,未能详于此者。”胡先生对何氏的这句话给曲解,胡文说:“至于三子墓域,史书本有明确记载。金人何师常就明确提到过婴杵在绛阳之旧墓。”只要是一个稍有文字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出,何氏对世人所流传的关于婴旧墓在藏山,杵旧墓在绛阳的说法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谦虚也抱歉地说,自己不知道这种说法什么地方有所记载,所以不能在此详细地加以说明。他这样写并不是在肯定别处的墓才是婴杵的真墓,恰恰相反,他是在相信忻州之墓是真墓的同时尚有余地,向世人提供了一条可供继续研究的线索,这表现了何氏对历史负责,对古人负责,也对后人负责的一种道德和精神,与胡先生的武断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综上所述,我们就明白,即使忻州晋国古迹之出现是祸,何师常也绝不是祸首。胡先生应当指责那些为婴杵二人最早修墓的人,而不应当把何氏当成出气筒。

  (二)胡先生说,时任忻州佥事的李濂根据道听途说,断定公孙杵臼、程婴、韩厥都是忻州人,又把本不相及的另外四人也合祀于一个庙中,谬为尊崇。

  但事实是,关于晋贤之事,李濂并非道听,更没有途说,他是在通过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慎重地向省司进行了汇报,在得到省司长官批准后才主持兴建“七贤祠”的。

  明人李濂的《七烈士庙记》全文收录在张明远先生的《忻州史话》中了。只要稍微认真地研讨一遍这篇庙记,就可以发现胡先生对李濂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

  据胡文称,李濂乃忻州佥事,可是我对此有所怀疑。“佥事”这种官职,在明朝尚有设置,属按察司衙门,而按察司乃是省级机关。如果李濂身为佥事,那他则不是“忻州佥事”,而是山西省按察司佥事。《庙记》明确写道:“明嘉靖癸未秋,余巡郡邑至忻州之九原。”作为一位省衙门官员,李濂是巡郡邑来到忻州九原的,这说明他并不是只在忻州,而是巡回地考察全省的郡邑,忻州只是他所巡视过的郡邑之一。作为佥事,他无疑熟悉经典。他在《庙记》中说:“夫九原者,晋卿大夫之葬域、赵宜孟之田邑也。《世家》谓赵孤复得其田邑如故。《檀弓》、《国语》并载:‘赵文子与叔向观乎九原,’盖即此地云。”这种肯定的观点,正是在他巡视全省有关郡邑并经过周密思考有所取舍的基础上作出的,他绝不是信口开河。李濂在认定忻州九原乃赵氏田邑的基础上。“驻马迟徊,询程婴、杵臼、韩献子诸墓,”父老告诉他:“吾郡程侯山乃婴之故村;韩家沟即献之宅里;逯家庄乃公孙之中社,原头、左城公孙之东西社也。三子者之墓俱在焉。”李濂这种询问,是在向忻州父老进行认真的调查,怎么被认为这是“道听”?李濂听了忻州父老口头介绍,又“命父老导谒之,出城南郭门,则酹婴墓,反而出城北门,则酹杵臼墓,又东南驰二十里,则酹献子墓。”李濂这种对三子墓的实地考察,表现了他尊重历史,尊敬民意的可贵治学治史的精神。他在完成这一系列的调查考察之后,才以省衙巡视官员的身份告知并要求忻州郡大夫为晋国古贤择地而庙祠之。第二天“郡大夫报曰:‘城西北一里有龙王庙焉,撤淫祀正不亦可乎’”,李濂便又亲去察看,“见断碣伏莽,篆刻墓辨。洗秽徐览,始知是为杵臼故祠。”至此,李濂终于搞清,忻州先人早就对公孙杵臼立祠祭祀。于是李濂就将他在巡忻中发现的这件事上报于“巡抚都御史长垣胡公,巡抚监察御史莱阳王公”,胡公与王公都认可了这件事,“王公复下檄督成”,并对李濂说:“非祀何以表烈,非碑何以昭远,盍纪其事而载之碑!”李濂将自己调查了解到的忻州先人祭祀晋国古贤的事迹向省御史禀报,这种行为怎么可以诬之为“途说”?通过这样的分析,我认为李濂佥事关于忻人祭祀晋国古贤之事的认定、考定、建合祠等一系列举动,是合情合理的,是认真负责的。胡先生诬之为“道听途说”,这根本不是一个有责任的历史研究者应有的风范,至于胡先生在同一文中指责李濂等“莅任之时,不肯勤政亲民却愿借历史上显赫人物,霆轰星耀之事,建设坊祠,名为宣扬先人,实则炫耀自己。至于后果,全不顾及”这样的话,就全然是小人之见了。

  (三)胡先生说:宋神宗时(元丰二年),为给婴、杵封侯设祠,特地从汴京(开封)派大臣吴处厚到山西各地,遍访程婴、公孙杵臼之墓,最后认定婴、杵“两墓于绛”,这说明宋时已对忻之婴、杵两墓持否定态度。

  但事实是《宋史》乃是元朝宰相脱脱等人所编写,此时比何师常作《公孙厚士祠记》已晚一百多年,《宋史》也并没有明确肯定忻州之婴、杵之墓就是假墓。胡先生的认定当属武断。

  前已论及,金人何师常,明人李濂都曾认定,程婴、公孙杵臼二人系忻州地域之人,有他二人之墓祠为凭。胡先生不承认何、李二氏的看法,认定婴、杵二士非忻之人,其根据就是所谓《宋史》。那么《宋史》中对此究竟是如何记载的呢?

  《宋史》记载道:“仁宗屡丧皇嗣,处厚上言:‘臣尝读史记,考赵氏废兴本末,当下宫之难,程婴、公孙杵臼尽死以全赵孤。宋有天下,二人忠义未见褒表,宜访其墓域建为其祠。帝览其书矍然,即使处厚为将作丞,访得两墓于绛,封侯立庙。’”(转引自胡文——笔者)。

  在此,我想请教胡先生两点:

  (1)“仁宗屡丧皇嗣,处厚上言,”一定是向仁宗皇帝上言,“帝览其疏矍然,即以处厚为将作丞,访得两墓于绛,封侯立庙。”一定也是仁宗皇帝的作为,此事怎么是发生在神宗皇帝在位的元丰二年间呢?仁宗皇帝在位是在1023年至1064年,神宗皇帝元丰二年是1079年,其间还有英宗皇帝在位4年。仁宗皇帝谢世15年之后才发现他屡丧皇嗣,因而才派人褒表婴杵,这样的史实可信吗?

  (2)处厚受派为将作丞,《宋史》只记载为“访得两墓于绛,封侯立庙。”这哪有“到山西各地,遍访程婴、公孙杵臼之墓,最后认定婴杵‘两墓于绛’”的意思?处厚“遍访”了些什么地方?一共发现有几处婴、杵之墓?他怎样否定忻之婴杵墓?又怎样认定“两墓于绛”?胡先生是否可以讲得详细些?

  我没有读过《宋史》,我也以为胡先生在此所引的《宋史》,文字是准确的。但我对胡先生所断定的“宋时已对忻之婴、杵两墓持否定态度”的观点是不敢苟同的。

  我们知道,宋神宗熙宁即位之时,北宋政权已“积弱积贫”。熙宁二年起用王安石搞变法,历时八年,由于种种原因,变法失败,安石罢相。元丰新年号起用于1078年,正是与王安石变法失败有关,其时北宋政权正是内外交困之时。北宋的西北方有西夏国,东北方有辽国,北宋在军事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只能以守为守。忻州一带紧接雁门关,毫无疑义是一个军事交错处,昊处厚奉命到晋国旧地寻访婴杵之墓域,他未必敢冒性命危险来忻州亲访,也未必会像何师常、李濂那样亲自深入到乡村父老中仔细察访。他很可能只依靠地方官员提供情况。绛州一带当然少战事骚扰,地方官员听说皇帝要对婴、杵二士封侯立庙,很有可能将婴杵墓域说成在自己的所辖之地,而吴处厚作为朝廷派员只要访得墓地便算大功告成,他不一定会考虑到要辨其真伪。如果当时他确实到过和顺,来过忻州,否定过忻州婴杵之墓,那么史书上不会不记详细。从《宋史》所记“访得两墓于绛”这样简明的文字看,吴处厚定然没有来过忻州。倒退一万步讲,即使吴处厚来过忻州,不承认忻州婴杵之墓为真,也只表明北宋的朝廷官员不承认史实而已,并不能证明忻州之婴杵墓就是假墓。胡先生的观点也不能立脚。

                   责任编辑: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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