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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青:一个真实的胡宗南

2014-07-17 10:18:23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核心提示:评价处在动荡岁月的胡宗南,不能简单化、脸谱化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胡宗南,黄埔骄子、蒋介石心腹、“西北王”、国民党上将。然而,对这样一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海峡两岸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大陆方面传统评价,他是一个顽固的政客、愚蠢的国民党军人,“志大才疏”。(王焰《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台湾方面却始终认为,“其志洁,其行廉……遇上忠,遇下爱”,是一个杰出将领。(经盛鸿《胡宗南大传》,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随着大量史料解密,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有关胡宗南的真实历史,甚至可以看到周恩来对胡宗南颇高的评价:“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恐怕要算胡宗南了。”(经盛鸿《胡宗南大传》)如同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评价处在动荡岁月的胡宗南,也不能简单化、脸谱化。

  投考黄埔军校,“险些不中”

  1896年,胡宗南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今属宁波市)一户小药店店主之家,为家中长子。胡天资聪颖,智商极高,从小学到中学,考试成绩不是“状元”便是“榜眼”。他少年大志,膜拜枭雄,言语乖张,在同学中素有“狂生”之名。1915年,胡宗南从吴兴县公立中学毕业,已二十虚岁,本当继续求学深造,无奈家道中落,不得不回到孝丰县,在县立高等小学谋得教员职位。教员生活枯燥寂寞,胡宗南渐渐堕入麻将竞技之道,迷恋上了赌博,欠下不少赌债。一段时间里,债主追索债务甚是急迫,他竟不敢出门一步。直到此时,他才猛然醒悟,发誓不再沾赌。从此,他立志洁身自好,这对于后来发迹不无教益。但是,他的这段经历也常被人诟病,谓之“爱好赌博,负债累累。”(杨牧、袁伟良主编《黄埔军校名人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其实,除教课之外,胡宗南当时的主要精力还是博览群书,熟读经史,精研《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他关心天下大势,关心各种政治力量的盛衰消长,当薪水稍有积攒时,便利用假期外出游览,借以考察社会。1921年暑假,他经中原北上,遍游了北京、天津、山海关。他在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华北地区的猖獗活动之后,预言十年间中日必有一战。后来正如他所料,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经过长期观察与思考,他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往社会变革。

  1924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也是胡宗南人生的重要转折。是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同月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

  1924年3月,胡宗南通过上海分考场初试后,抵达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复试。因身材较矮,体检不合格,第一关就被淘汰了。他想到自己千里迢迢投奔向往已久的革命军校,现在竟被半路开涮,一切理想与大志落空,不觉悲从中来,到操场一角哭了起来。然而这一哭,压抑的心情竟有所放松,心态开始平衡,理智也开始恢复。他重新来到体检处,厉声质问:“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革命是青年的义务,救国是青年的责任,国家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再不发动青年,还有希望吗?”(杨者圣《西北王胡宗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胡宗南的质问引起国民党元老、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注意。他当即表态:如果文化考试成绩优秀,身体健康,是不应该不录取的。文化考试题目并不太难,对于“孝丰才子”胡宗南真是小菜一碟。结果,胡宗南各科考试成绩均为上佳,成为黄埔第一期学生。

  经过层层选拔的黄埔第一期学生,个个都是优秀人才。胡宗南并非凡夫俗子,可比他优秀的同学大有人在。在第一期同学中有一种说法,叫作“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是为三杰。蒋先云、陈赓是共产党员,贺衷寒曾是共产党员,此时已退党成为国民党员。对于蒋先云,胡宗南既嫉妒又服气,同他关系十分密切。由于同蒋先云的关系,胡宗南一度同共产党、左派同学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被国民党右派同学称为“跨党分子”。黄埔军校这种既有共产党员又有国民党员的现象,缘于国共合作的背景。入学后,所有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胡宗南也成了国民党员。有的学生此前是共产党员,此时便有了双重身份,即所谓的“跨党”。胡宗南是追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来到黄埔军校的,对共产主义缺乏了解,是否加入共产党还要看一看。因此,他在校期间的政治倾向,处在国共两党中间。

  身为校长的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把办黄埔军校看作自己的政治资本。每周,他都要找10个学生谈话,长则十数分钟,短则三言两语,无非问问籍贯、家庭、经历。阅世未深的学生所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能被威风凛凛的校长找去谈话,感觉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表示亲近的象征。胡宗南也被蒋介石找去谈过话,但并没受到青睐。原因很简单,胡宗南不仅身材较矮,而且暂时还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一般认为,胡宗南后来的飞黄腾达,缘于黄埔时期即同蒋介石拉上老乡关系,其实是没有根据的。

  1924年11月,黄埔一期学院毕业。毕业学生的分配去向主要是正在组建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小部分留校本部工作。在职务安排上,依据成绩优良分别担任上士、班长、文书、副排长、排长等职。特别优秀的,如蒋先云则越级担任教导团的连党代表,陈赓担任校入伍生部的连长,贺衷寒被分配到校政治部任秘书。胡宗南属于比较优秀者,被分配到教导团第1团第3营第8连任少尉见习,不久调机枪连任少尉排长。

  东征展现军事才能,迅速擢升

  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广州革命政府当面最大之敌是军阀陈炯明所部。陈炯明号称拥有7个军10万人,实际有6个军五六万人。广州革命政府决定调集所有兵力,全力征讨陈炯明,史称第一次东征。

  第一次东征有3次硬仗,一次是淡水城攻坚战,一次是羊塘圩野战,一次是棉湖遭遇战。在前两次军事行动中,胡宗南准确领会战役意图,充分发挥机枪的强大威力,对战斗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头头脑脑们对胡宗南的能力感到满意,开始关注他。

  但是,真正使胡宗南出名的是棉湖遭遇战。1925年3月12日,陈炯明的王牌军林虎所部两万余人,与校军在棉湖地区遭遇。林虎为陈炯明手下第一员虎将,向以善打硬仗著称,正面冲击的主力就达1万余人。其时,校军教导第1团仅1000余人,且自东征以来连续作战,已经十分疲惫,于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恶战就此打响。战斗从拂晓开始,一直打到下午。双方厮杀在一起,阵地反复易手,伤亡惨重。上午11时,一支敌军竟突入教导第1团阵地,冲到距团指挥所百余米的位置。这时,早已打红了眼的胡宗南,以两挺机枪死死顶住敌军冲击,一步也不后退,终于压住了阵脚。中午,打疯了的林虎加派重兵再次强行突入,最危急时距校军指挥所仅数十米。校军拼死抵抗,成排成排地力竭而亡。指挥所的幕僚与警卫人员都已全部投入战斗。最后,教导第1团团长何应钦、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举枪向敌军冲去。蒋介石手握战刀,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拔出手枪,也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在此险恶关头,胡宗南手端机枪,疯狂地向敌军扫射。一副矮小身材,却透出一股勇冠三军的气概,令在场亲眼目睹战况的蒋介石大为赞叹和感动。棉湖战斗结束后,蒋介石论功行赏,胡宗南当上副连长,旋即任连长、教导第2团第2营副营长。此时,校军中擢升得最快的蒋先云,也只是代理营长;郑洞国次之,任营党代表。

  继第一次东征后,胡宗南又先后参加了镇压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第二次东征、南征,表现都很突出,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欣赏。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他已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上校团长。当时,真正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就是第1军,计有3个师9个团。而第1师的前身即黄埔校军,是蒋介石亲自栽培的部队,可谓嫡系中之嫡系。

  胡宗南春风得意、荣升上校团长之时,原先总是跑在前头的一批“金牌”同学在干什么呢?“黄埔三杰”中的第一杰蒋先云,被蒋介石调在身边任侍从秘书。这个官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全看蒋先生的心情而定,不好同上校团长相比较。不过,从蒋先云后来一度担任补充第5团团长经历看,他还是落在胡宗南后面了。“第二杰”贺衷寒,被蒋介石派到苏联学习军事去了。“第三杰”陈赓,受中共派遣,赴苏联学习保卫工作和爆破技术。

  追随蒋介石,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1927年3月,北伐军相继攻下上海、南京,中国政治局势也开始发生剧烈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同中国共产党以及武汉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终于发展到公开决裂阶段。

  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军,被蒋介石委以御林军角色,成为蒋控制南京、监视与镇压异己军队、建立新政权的重要军事力量。

  胡宗南从小接受与形成的浓重的封建思想,以及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的新军阀思想,压倒了他脆弱的民主革命思想。他与第一师中许多年轻军官一样,一直奉蒋介石为领袖。蒋的赏识与提拔,使他们感激不尽。在蒋介石的煽动下,他们逐渐相信反共清党的种种理由,接受了反共理论。胡宗南追随蒋介石,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人生之路发生了重大转折。

  同许多国民党军官不同的是,胡宗南自拥护蒋介石反共清党后,长达5年时间并没有参加反共清党活动。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地方军阀为保护自己的地盘,对工农运动镇压最为卖力,成为“进剿”“会剿”起义军和红军的主力。后来,对各苏区进行第一、第二次“围剿”的主力,也是地方军阀部队。另一方面,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时,北伐任务还未完成,中央政府同地方军阀矛盾重重。胡宗南所部参加新旧军阀混战,经历了第二次北伐、蒋桂战争、讨伐冯玉祥的战争、讨伐唐生智的战争、中原大战。胡宗南为蒋介石扫除政敌、巩固南京政权卖力,蒋介石也有意提拔他。1930年9月,胡被实授为第一师中将师长。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2月中旬,胡宗南接蒋介石的电令,率第一师从防堵粤军前线开赴淞沪抗战前线,主要任务是守护沪宁公路,赶筑苏南国防公路与防御工事。胡集中全师兵力,分部施工,日夜赶筑,一月内修筑了无锡—江阴公路、常州—溧水公路、江阴要塞。胡宗南所部虽然未同日军在战场上拼杀,但为保障淞沪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2年5月,淞沪抗战结束,胡宗南所部被派往安徽,参加“围剿”红四方面军。他知道,将部队从抗日前线调转到内战前线,既违反一般官兵意愿,也会遭到百姓的反对。当务之急,是稳定部队情绪和笼络驻地民心。为此,他在安徽省怀宁县主持召开全师军士大会,鼓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责红军危害政府、扰乱民生,煽动部队反共情绪。同时,他派人在皖西“收复区”内对民众发放救济米、办民众诊所、办民众夜校、协助民众恢复生产、修筑道路与村寨等。胡宗南还认识到农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赞同三民主义关于平均地权主张。他甚至赞成打击土豪劣绅,对农村土地重新分配。他对湖北省某专区行政督察专员雷啸岑说:“你干你的,管那些土劣和官僚作甚呢。我连年在共区工作,目睹民众疾苦甚深,非彻底革新地方庶政不可。”(雷啸岑《马五先生笔下的胡宗南》,香港《大成杂志》,1973年12月1日创刊号)胡宗南的这些招数,源于黄埔军校的政治熏陶和东征实践,也与他注重总结红军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关。

  当时,国民政府名义上是中央政府,实际却政令不畅,不能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明争暗斗,各自为政,积习甚深。于是,蒋介石借口“追剿”红四方面军,命令胡宗南乘机进军西北、渗透西北。1933年3月,蒋介石借口调解杨虎城与甘肃省主席邵力子的矛盾,命令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甘肃省天水县(今天水市),接防西北军第十七师驻地。胡宗南自然领会蒋介石的意旨,决心仿效先辈戍边西北、拱卫中原之做法,为“党国大业”做点贡献。

  胡宗南率部驻扎天水两年之久,雄心勃勃地开展了一系列戍边活动。第一,研究边情,加强训练。他要求师、旅、团各级指挥官研究西北风土人情、军事地理,为部队长期驻扎作准备。部队改进装备,增强抗寒能力,进行适应性军事训练。为了提高军官素质,他在天水开办了“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并亲自兼任训练班主任。第二,招募兵员,扩充部队。第三,整顿军纪,笼络民心。胡宗南带兵多年,转战各地,深知部队赢得民心的重要。第一师进驻天水后,胡宗南令所部在大街小巷遍贴标语:“第一师为解放西北民众痛苦而来!”“第一师不拉夫!不征粮,不派饷!现钱买卖,公平交易!”为了立信于民,他严令官兵在驻地未整理就绪前一律露营在外,不许踏入民房一步。他下令部队打扫街道,修桥铺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部队还参与民众防疫治病,倡导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等。多年之后,天水民众还记得第一师兴修的甘谷引水渠。

  既抗战也反共,西北实力坐大

  对胡宗南经营天水的业绩,蒋介石大加赞赏。蒋越来越器重他,多次在关键时刻委以重任。1935年夏,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胡宗南所部在松潘地区给红军北上制造了不少麻烦。1936年6月,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联合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师驻防长沙后,既防堵了“叛军”北上,也震慑了湖南军阀何键部队倒戈。8月,第一师扩编为第一军,胡宗南升任中将军长。9月,胡宗南率部回到甘肃,拦截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难啃的硬骨头。1937年4月,日本侵华加剧,胡宗南奉命率部驻扎徐州。9月至11月,第一军参加淞沪会战,扩编为第十七军团,损失惨重但英勇顽强。1938年5月,胡率第一军团参加豫东兰封会战,是少数获得“作战奋勇争先者”褒奖的指挥官。10月,率第十七军团参加豫南信阳防御战后回到西北。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西南、西北成为坚持抗战的大后方。半壁河山的抗战大后方犹如一只巨鸟,西南和西北犹如它的两翼。任何一翼的安危,都会影响整个大后方的安全。西南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已作重兵部署,西北该由谁来担当军事重任呢,蒋介石的目光停留在胡宗南身上。他提议将第十七军团扩编为第三十四集团军,由胡宗南任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职权,1939年8月正式任总司令职。名义上,当时西北设有天水行营(驻西安)、第十战区、第八战区等军事机构,但是实权由集团军掌握。第三十四集团军,驻军遍及陕西、甘肃、山西、河南,实力相当庞大。胡宗南所部军事实力迅速扩张,成为蒋介石最依赖的军事力量之一,也成为蒋控制与经营西北战略区的重要军事支柱。为此,蒋介石向胡宗南密授了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通俗地讲,即向东防御日军打过黄河,向北防止中共领导的陕甘边区扩张,向西防止苏联对中国渗透,在整个西北防止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回族军队捣乱。

  客观地讲,胡宗南在抗战期间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十六字战略方针。1939~1940年,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所部积极进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制造军事摩擦。1943年,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率部准备闪击延安,只因情报泄露才未及实施。1944年,豫西抗战危急关头,胡宗南率部赶赴河南灵宝抗击日军,稳定了战局。1945年,赴豫西指挥对日作战,所部战果颇丰。同时,“西防苏俄”、“内慑回马”,分寸也把握较好,维持了西北地区的安宁。抗战胜利之年,胡宗南先后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军衔由中将加上将衔。由于胡宗南的忠心耿耿,使蒋介石对西北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许多著作在讲胡宗南仕途通达时,多强调黄埔军校出身、同蒋介石的同乡关系等因素。不可否认,这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决定因素还是他确有过人之处。例如,胡宗南坚决抗日赢得部下的尊重,部队战斗力较强。胡坚决反对投降日本,极其痛恨汪精卫之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请求过黄河反攻山西,蒋介石未批准。黄埔一期同学杜聿明率远征军出国作战,他很羡慕。在对部队训话中,他特别强调官兵要做革命军人,要有民族气节,要反对贪污腐化。他虽两次奉命执行反共军事摩擦,但反共调子并不突出。由于他坚决抗日、重视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所部将领降日者甚少。

  还有,胡宗南尊重知识,所部凝聚了一大批英才。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为黄埔一期同学,善于带兵打仗,他力荐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他麾下的李铁军、李文、范汉杰、董钊、刘戡、钟松、李延年、罗列、盛文、陶峙岳、裴昌会、张灵甫等,先后成为著名将领。他还特别喜欢招收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入伍,以提高部队文化素质。此外,沦陷区许多青年学生慕名投军胡宗南部,决心投军杀敌报国。胡宗南在西安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时,从这些青年学生中考选了1000余人。

  从占领延安、精心造假到节节败退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也是胡宗南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是追求民主和平建国方针,还是追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必须做出选择。在政治色彩浓厚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无法超越政治独善其身。从抗战时期既抗日又反共的历史看,胡宗南再次参加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1945年10月12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会谈纪要》(双十协定)第三天,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密令,要他及其所部做好全面内战的准备。果然,他对蒋介石的密令心领神会,积极贯彻,甚至急不可待。1946年5月18日,他向蒋介石呈报了一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由他率部向陕甘宁边区突发奇兵,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摧毁中共首脑机关。但蒋认为,当时攻占陕北军事上意义不大,政治上不到火候,于是复电“暂缓”执行。

  1947年2月,国共内战已经进行了8个月。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以后,蒋介石决定对陕北与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2月28日,胡宗南偕第一战区参谋长盛文乘飞机到南京当面接受蒋介石的指示。当晚,蒋介石特地设宴款待胡宗南和盛文。席间,蒋介石不放心地再次问胡宗南:“陕北作战有把握么?”胡宗南答:“有把握。”他只是要求多派空军支援。

  接受任务后,胡宗南不敢怠慢。1947年3月1日上午,他与盛文带上半年前制定的那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一起来到国防部征求意见。经过商讨修改,确定战役顺序为首先占领延安,然后攻占陕北全境,原来的作战计划,也改名为《攻略延安方案》。作战方案送呈蒋介石审定,立即得到批准。3月2日,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熊汇荃(熊向晖)看到了这份作战计划,通过中共地下组织,迅速将作战计划送了出去。这样,胡宗南进攻陕北的绝密计划,未及实施就落到了中共中央手中。

  中共中央得到胡宗南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后,指示人民解放军实施有计划的撤退。1947年3月19日,在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国民党军占领了延安。

  对国民党来说,占领中共首府延安毕竟是巨大胜利。它要借此机会渲染胜利,鼓舞士气,挽救全面进攻以来的失败。一贯不屑于弄虚作假的胡宗南,此时已是骑虎难下。

  1947年3月24日,胡宗南抵达延安城。自从驻军西北以后,他第一次踏上陕北的土地,也是第一次到达延安。抗战时期,中共方面曾邀请他到延安访问,他也很想去看看,但为蒋介石所阻未能成行。现在,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此地,可谓威风凛凛、得意洋洋。但是,由于人民解放军有计划撤退,国民党军几乎没有战场缴获。由于人民群众在撤退前实行坚壁清野,进攻陕北的10万余国民党军补给十分困难。胡宗南很快意识到,所谓的胜利已经大打折扣,进攻陕北可能比预计的困难大得多。更令胡宗南头疼的是,中外记者要来延安采访,攻占延安大捷的假新闻还没有做完,假戏还要继续演下去。胡宗南命令政治部主任王超凡、情报处处长刘庆曾负责接待,大肆造假:

  第一,为了展示进攻延安激战与共军被歼之众,抽调部队星夜在延河两岸建造假坟。为了做得逼真,这些坟中不仅有国民党军的阵亡烈士,也有人民解放军“阵亡”人员,每一个坟头都用木牌标明了主人身份。

  第二,为了展示共军被俘人员之众,在延安10公里内设立了十多处“战俘管理处”。国民党青训队500多人、担任延安城防任务的整编第二十七师1500多人,混合编成了几个“俘虏队”。这些人一律穿杂色服装,作为共军俘虏加以训练。最重要的是教会他们一套事先编造好的“对答”,准备应付中外记者提问。为了鼓励这些假俘虏的训练,胡宗南规定每人每天可领到津贴一元。即使如此,假俘虏人数与战报公布人数相差甚远。于是,在中外记者参观时,各“战俘管理处”互抽人员充数。

  第三,为了展示在共军俘虏中有中级和高级军官,安排人假扮。胡宗南指示:“选两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团长,选一个人装成旅长,要装得像,这是重点。”王超凡费尽心机,特地挑选出一个在国民党军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会演戏的湖南人扮演成被俘的共军旅长,并教会他怎样回答中外记者的询问。

  第四,为了展示缴获大量的“共军武器”,以自己的装备冒充缴获品。

  1947年4月4日,中外记者55人在第一战区参谋长盛文陪同下来到延安。由于胡宗南提前做足了功课,记者团竟然相信了所谓的攻占延安大捷。盛文还带来了国民政府颁发给攻占延安有功将领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军衔则由中将加上将衔正式晋升为上将军衔。

  得到这些荣誉,胡宗南自然十分感激蒋介石。蒋介石对他的信任达到顶峰,他对蒋介石的报恩之心也非常迫切,甘愿做开拓“党国大业”的马前卒。为了彻底解决陕北战事,胡宗南效仿中共做法,极力争取民众支持。在制订《国军解放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时,他强调“要比共产党还革命”。于是,他提出了一整套蛊惑人心的施政纲领,如“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经盛鸿《胡宗南大传》)

  但是,国民党逆历史潮流而动发动内战不得人心,胡宗南这些动人的许诺也很难令人信服。胡率部进攻陕北后,不但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处处遭到民兵、游击队的袭扰。至于粮食、蔬菜,他的部队一点也得不到补给。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一系列战役,逐渐由被动变主动。胡宗南所部在遭受沙家店战役等一系列失败之后,先从陕北退守陕中,再从陕中退守陕南,落入节节败退的被动境地。

  拒绝中共挽救,败退台湾成多余人

  人民解放军在不断增强军事打击力度的同时,也极力争取胡宗南率部起义。1936年,周恩来就曾以黄埔军校校友身份、徐向前以黄埔一期同学身份,分别致信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是,胡宗南赞成抗日,却不赞成共产主义。

  熊汇荃(后改名熊向晖)也认为胡宗南可能是夏伯阳式的人物,请示中共中央加速做争取工作。夏伯阳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由白军转变为红军的将领,熊汇荃以他比喻胡宗南是进步的国民党军人。但是,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都追随了蒋介石。1941年夏,中共中央指示熊汇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情报。(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再说说熊汇荃的长期潜伏活动——并非没有引起过怀疑。如1937年12月,“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长李芳兰,就曾当面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熊担任机要秘书后,李芳兰又旧事重提,都被他巧妙地顶回去了。胡宗南的特工部门也曾收到匿名信,检举熊汇荃是“匪谍”,但没有引起胡宗南的重视与追查。熊汇荃能在胡宗南身边潜伏数年之久,除了周恩来部署周密、他本人精明机警外,还有以下几点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一直没有建立起严格的组织人事制度与政治审查制度。各级人员的任免多凭长官好恶与亲友介绍请托,事前既无严格审查,事后又无认真考核。长官决定的人事任免往往要受个人认识与情感的局限,却又不允许别人提出任何不同意见。第二,胡宗南个人性格与作风的严重缺陷。胡宗南性格与为人粗豪而不精细,轻率而不谨慎,过分自信。特别是在他事业顺利、官运亨通、手中权力急剧膨胀以后,更是自傲轻狂,独断专行,对部下无警惕之心与审察之道。第三,个人感情产生了作用。在朝夕相处数年里,胡宗南对熊汇荃无话不谈,无密可保。胡宗南以兄长姿态关心熊汇荃的工作、生活,甚至婚姻。在内战激烈进行之时,还送他去美国学习深造。熊汇荃在晚年回忆文章中,也掩饰不住对胡宗南的这些感激之情。

  西北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之际,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做胡宗南起义工作。1949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派曾被俘的原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潜回胡宗南部,向他面交了中共方面呼吁起义的信件及有关文件。胡宗南多年受蒋介石恩宠,无法摆脱同蒋的个人感情。他明确表示不能背叛蒋介石,要做文天祥,愿“为知己者死”。12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经过陕南陇南战役,将胡宗南所部全部赶出西北。胡宗南残部退守西南,很快陷入人民解放军新的包围之中。1950年4月,他带着无限惆怅的心情,率少数随从逃到台湾。

  胡宗南到台湾后,蒋介石对他在西北、西南战场的失败颇为恼怒,刚履新的“总统府战略顾问”闲职也遭到弹劾。1951年3月,胡离开国民党政权中枢,到大陈岛组织“江浙反共救国军”,任总指挥,化名秦东昌。其含义为,当年兵败三秦,今日东山再起。然而,梦想未能成真,最后连这个不太像样的官职也被别人挤占去。1955年9月,蒋介石念他几十年军旅生涯,任命他为澎湖列岛防卫司令官。胡此时已进入60周岁,自知花甲之年担任此职,乃老校长念及门生之情。1959年10月,蒋介石复任命他为“总统府战略顾问”,让他荣居二线,颐养天年。而胡宗南却总觉得天不遂人愿,情绪十分低落。1962年2月,胡宗南在郁郁寡欢中病逝台北,遗下爱妻及尚未成年的二子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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