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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一位40年前河曲文化开放的平凡功臣

“孤独者”与“火红的年代”

2018-10-18 10:28:23 来源: 忻州网 作者:特约撰稿人 王文才 评论:0 点击:

核心提示:  友人吕在恒客死京都,转眼已快十年。或许人生本来注定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吧,走向孤独和沉寂人人概莫能外。但像他那样一辈子淡漠繁华酷爱孤独的人,毕竟为数不多。凡能尽情享受孤独者,我以为除了自闭症患者那就一定是内心世界足够开阔足够强大足够繁华的人了。而在恒,被人们善意讥为“学究”的在恒,应该属于后者。

  忻州网特稿(特约撰稿人 王文才) 友人吕在恒客死京都,转眼已快十年。或许人生本来注定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吧,走向孤独和沉寂人人概莫能外。但像他那样一辈子淡漠繁华酷爱孤独的人,毕竟为数不多。凡能尽情享受孤独者,我以为除了自闭症患者那就一定是内心世界足够开阔足够强大足够繁华的人了。而在恒,被人们善意讥为“学究”的在恒,应该属于后者。

  而且特别形成“反差”的是,“孤独者”的他竟与一个河曲文化走向繁华的“火红的年代”紧紧联系在一起,那40年前奏响的河曲新时期文化改革开放的开场锣鼓,依然余音袅袅。每每忆及,就“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我之所以要把鲁迅小说《孤独者》与文革后期电影《火红的年代》强拉硬扯来做题目,就是要取其字面来做这方面的一个不贴切的类比的。我们今天纪念在恒,也就是在怀念一位推动河曲文化改革开放的早期功臣,怀念那个河曲乃至全国新时期文化的繁华而“劲爆”的亮相。

  那真正是一个文化的春天啊!

  一 逃离“抄检大观园”

  在恒的走向社会,也有着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劲爆亮相”。追忆在恒,就有必要跟踪在恒首先绕道从他调离五寨师范又调回河曲说起。

  调离可以说成是“逃离”吗?如果可以,那我想他也一定是在逃离一种另味的“繁华”……

  吕在恒,1942年12月26日出生于山西省河曲县河会村一户耕读之家,他们家离黄河只有一步之遥,黄河涛声,就是陪伴他长大的“摇篮曲”。长大的在恒有些出息:1961年他由巡镇中学高一班毕业考取山西大学中文系,1965年山大毕业被分配到晋西北最高学府忻县地区五寨师范。顺风顺水,在不断变换的校园内学生变成了老师。但可惜好景惜短,站讲台一年就遇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社会顿时紊乱,县委瞬间瘫痪。于是,五师就有了那个“七君子”保皇事件,就有了那场现代版“抄检大观园”的惨烈故事,就有了在恒他们后来的“败走麦城”或者说“荣归故里”。

  “七君子”是我为了叙述方便给“强加”的,当时他们正经被称为“保皇派”。其实就是包括在恒在内的当时的七位年轻气盛斗胆践行“好汉歌”的语文教师。他们胆敢“逆潮流而动”和“造反派”分庭抗礼,他们要挺身而出保护的是已被打倒的五寨县委书记“走资派”刘毅,他们认为刘毅是个好同志——后来证明刘毅确实是个好同志。“造反派”要打倒刘毅,“七君子”要保护刘毅。“造反派”何许人也?由县人武部某主官挑头,他们不但手中有“印把子”而且有“枪杆子”;“七君子”有什么?无非满打满算有七支“笔杆子”。他们是要效仿鲁迅拿“笔杆子”作匕首投枪,和“枪杆子”加“印把子”一决高下吗?秀才遇上兵,鸡蛋碰石头,后果不难预料。“笔杆子”们把“保皇檄文”大字报贴上街头争取民众以求公论,而“枪杆子”加“印把子”们立马拉出公安队伍直奔五师校园“登门拜访”“文攻武卫”。犹如《阿Q正传》里团丁扛枪扛炮突袭包抄酣然熟睡在土谷祠内手无寸铁的“柿油党”分子阿Q那样。这次空前绝后大“抄检”的最直接受害者是“七君子”之一的白纯瑜老师,白老师是我上五师时才得以平反复职重回讲台的一位原五师学生毕业留校任教的教师。他被以“现行反革命”吓人罪名当众逮捕锒铛入狱,殊途同归成为被保刘毅书记的“狱友”。尽管公开逮捕宣判另有说词,可刚刚毕业选优留校任教的白老师怎么可能潜伏的那么深呢?何况他也只是个“保皇派”中的“从犯”而“主犯”另有其人,只不过他家庭出身方面有辫子可揪,完全是莫须有罪名杀一儆百。之后白老师“刑满释放”被开除回原籍岢岚县石佛河村当农民继续接受监督改造近十年,受尽了屈辱和艰难,细节不必详述,伤疤不必再揭,我只需要告诉大家一个亲眼所见的结论和事实:后来白老师得以彻底平反复职归校任教,再后来又在1983年机构改革中他进而还被委以五师校长重任。那个被打倒的五寨县委书记刘毅后来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在忻县行署副专员任上干到了退休。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恒虽也不是“保皇”事件“男一号”但又由于笔杆子过硬他也就不是“路人甲”,“主犯”、主谋兼主演是吕在恒一路相随终身相伴的同乡、同学、同事此时此刻又成为“同伙”的王有明,这对难兄难弟嫉恶如仇性格同中见异:一个是冷眼向洋观世界,一个是热风吹雨洒江天;一个“接受教训”变得更加观棋不语真君子,而另一个则“顺势而上”,后来还被因材施用当过河曲县的纪委书记。待“抄检”事件略有平息惊弓之鸟们纷纷设法逃离是非之地他俩就先后调回河曲。看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这古训妙计,学富五车的中文系高才生们早已烂熟于心。回河曲之前在恒还“转道”于忻县地区教育局“隐身”两年,这不是玩“大隐隐于市”策略,他好像天生就是块不会玩弄权术只会玩弄学术的料,或许这多少可以看作是业内“笔杆子”知名度不菲的一点点证明吧。

  在恒调回河曲巡镇中学的时间是1972年,正好是他的而立之年。

  寂寞在恒,在重大人生转场中就这样子铺垫了一个劲爆电视剧一样惊心动魄的开头。我很难说清这个是有幸还是不幸。——人生如戏,世事难料,但痛定思痛,这次劫难其实事前也不难预料。“事不关己”充好汉,而且敢于面对极不相称的对手。“七君子”的嫉恶如仇见义勇为和红心向党赤胆忠心的共同秉性,着实令人敬佩!在恒他们作为河曲有史以来的第一批高中生,河曲土地上走出去的第一批大学生,文化落后县份里具有“战略反攻”标志意义的首批走进文化县五寨走进全地区名校的“开路先锋”…… 屡得风气之先而实在来之不易!不甘心于当路人甲命运的在恒,在凡胎俗眼里他一辈子似乎就都缺乏一点点风生水起,不知可否与他这次“马失前蹄”接受了什么教训有关?好像此次“路见不平一声吼”引发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已经耗尽了他平生的锐气,先声夺人的故事演变得虎头蛇尾,后来当这位让我有点崇拜的传说中“好汉”真正站立在我的面前之时,那副老也低八度慢半拍的样子,简直让我就感觉有一种拒人于外的“陌生”。

  或许这位“英雄”的用武之地本来就不应当在“战场”而应当在“学场”吧,学场上他真正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重和充分的肯定。而那个时候,一夜之间停课闹革命,全国范围内好像再找不到“学场”,英雄没了用武之地。在没有学生可教的日子里,在恒把“学场”收归自己心底,他从激进“保皇派”蜕变为“观潮派”,其实“潮”也不大想“观”;他从社会回归自我,从教师回归“学生”——闹中取静,见缝插针,开始了认真的学习,学习文学创作,甚至有了些从长计议;学习书画,书法上的“仿毛体”不仅仅是表忠心,绘画土洋并举取乎其上……那是一个充分任性地舒展自我意志的学习阶段,那是个反而可以隐身躲避远离纷扰的学习阶段,那是个他个人文创事业非常关键的草创筑基阶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意无意中从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大观园”步入到一方妙趣横生的“大观园”。其实也算坏事变好事,把一位有品位河曲“文曲星”逼上梁山了不是?

  至今停留在“口头文学”层面的那个五寨师范轰动一时的文革轶事早经走进了历史。连最大受害者白老师说到这位当年“难兄难弟”,也只是说“在恒很会写文章”,“在恒那时就在研究书法,而且擅长模仿‘毛体’。”基本上是“顾左右而言他”了。

  那场文革风波也把在恒“逼”回河曲来了,他回到了母校巡镇中学(凑巧的是王有明最后也殊途同归于母校巡镇中学担任了党委书记)。从巡镇中学学生出去又以巡镇中学教师回归,“归根”并非“叶落”时,而是在刚刚“开枝散叶”之初。他回河曲肯定是怀揣着一颗报效家乡的拳拳之心的。

  在恒他们分配五师任教,改写了五寨教师单向输入河曲的文化“屈辱”历史,这是一个河曲文化翻身的小小标志;在恒他们回归河曲,实践证明,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改写”了河曲文化单一性发展的“小家碧玉”历史吗?

  二 县广播站里的“文艺复兴”

  我和这位“传说”人物相识于他从巡镇中学调回县广播站当编辑之初,时间上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应该已经不远。

  说到广播站需要多铺垫几句。

  上世纪70年代,县广播站是县里唯一的官方喉舌,村村通家家通,覆盖到全县千家万户,早午晚见缝插针“三出勤”播出,穷人忙人“睁眼瞎”都不会影响平等分享这免费的听觉“一日三餐”!上接天意下接地气,那是一块超强的多功能宣传阵地。久而久之早晨开播曲《东方红》无形中就取代了农家传统的雄鸡报晓,而广播也就取代了电话。村里广播室和“三唱机”一连接那就是村务平台,部署生产,通知事项,无所不能,瘦高个头的张世凡站长的一句话常讲常新:“不要驴走丢了也非要到广播上吼一嗓子……”不让老百姓广播里寻驴,大领导却可以在广播里找人才,广播就成了一方培养和发现人才的擂台和基地,当时的说法叫“广播匣子里出三种人”:好人、坏人和文人。“出文人”不难想见,当时倡导“二杆子”,其实宣武不及崇文,天下太平时秀才才算真人才。当年五师“七君子”大概就是生搬硬套这一条没有弄清文革其实是“乱世”。“出坏人”是阶级斗争时期的特产咱不说它了,单这一个“出好人”就不得了,那时候“泥腿子”一夜之间摇身一变就成为县常委也不算稀罕事,而广播匣子的“拔苗助长”功不可没。我本人就是个广播匣子里蹦出来的“写手”,也反转来“制造”过诸多“明星”。一篇夸赞别人的稿子立竿见影就头插草标似的叫卖了自己,那时叫个“写手”就走红和现在叫个“歌手”就赚钱如出一辙。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人才的奇缺和领导的求才若渴。因此上,县广播站就因使命不凡而众目睽睽,你有什么脾气?

  但在广播内部却有冷热不均:政治趋热,文艺就相对趋冷。广播自办节目是单一的新闻,文艺节目上下一般粗,照搬革命歌曲样板戏。当时曾出过一个这样的“趣事”:大概在1976年春节之前吧,在部队工作而早以名声在外的河曲籍诗人李再新回乡探亲,顺便就“诗心勃发”写出一堆歌颂家乡的民歌体新诗,并满腔热情地投寄到了县广播站这县内唯一的“宣传窗口”,当然是希望与民共享的了。而且质量确属上乘,有《河曲鸡鸣》、《美丽的曲峪》等十几首,后来《河曲鸡鸣》脍炙人口而《美丽的曲峪》还上了山西省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本,不少诗被广州大学作为民歌教学范本,可是外热内冷在自家小天地里却“热脸贴了冷屁股”——这份游子奉献家乡父老的诗意“年礼”,除了编辑们觉得“好玩”私下“把玩”了一阵而外,就以不适用稿件束之高阁了。这位诗人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可嘉,可惜咱们的大诗人离乡日久欠缺了“入乡随俗”的基本常识;不怪编辑们礼数不周,稿件另类有违当时“规矩”而他们必须“非礼勿视”。也算是另类的“秀才遇到兵”笑谈一个吧,其实这个兵也是秀才,而且是能把民歌体推广向全国的第一个河曲大诗人。他是沙泉乡天洼村人,我在他们村蹲点二年疯狂写诗出了诗集,就是“入乡随俗”受了他的濡染。但他“带出”的第一个“学徒”还不是我,更早时候何福老先生在天洼下乡就曾疯狂写诗,而且是正宗的“民歌体”,有一首叫做《沙泉有个天洼队》的新诗曾在全县广为传诵,辟头一句就有阳关三叠韵味:“沙泉有个天洼队,它是沙泉的一个队。”——开个玩笑啊,当时大家常拿这事说笑,没有恶意,钻一个系统多少年何老先生和我也算以文会友的忘年交了,若地下有知他会感谢我们记起他的。河曲诗人李再新最后以省作协工会主席机关党委书记退居太原。

  在恒这当口走进县广播站,恰逢其时。

  记得我调县委办工作不久的某一天去广播站送稿子,编辑室里就发现了一个生面孔,不到40岁的样子,个头不高,脸色黝黑,特别还有一双更黑的眼圈罩俗称“熊猫眼”十分引我注意,就知道他是个喜欢熬夜或者容易失眠的人。互报家门,方知这位从巡镇中学新调来的编辑就是早有耳闻的从五寨师范任教归来的那位吕在恒。他似乎不苟言笑,和人说话像是单方授受自言自语,初步感觉还有点傲气,大概是“师道尊严”习性使然吧,说来那时县广播站就是个另立山头的教师窝,站长张世凡,先后还有两个编辑池怀鱼和邬虎田也都出身教师,但在恒尤其“教师”得可以。在人们口中,他是学者或者“学究”;在人们心中,他是孤独者甚至孤傲者。胆敢称孤道寡的不一定全是皇上,满口“之乎者也”的不一定就是学者,慢半拍和低八度不一定就不是学者。而后来发现摆放在他案头的《史记》不是用来吓唬人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学识特别是国学底子普遍公认。因有通讯稿为媒,再加上巡镇中学和五寨师范都是我的母校,特别还有白纯瑜老师这个中介,我们有着共同话题,渐渐地我们的交往多了起来,逐步超越了一般编通往来。

  我的送稿更加频繁,有时也把自己刚写好的散文小说习作拿去征求他的意见。不苟言笑的他,对我渐渐放下了“身段”,有时一坐就是半天,尽管互动并不热络,时有冷场,而且积习难改他总是一副教师爷的口吻。比如他曾经像老师对待学生那样认真向我“传授”过他的“两步走阅读法”。他说无论读书还是看稿都应该要分两步走,第一遍粗读,第二遍精读,用粗读看间架结构,用精读看内容语言。每次他给我所提修改意见都很有参考价值,我想大概就得益于他的学养丰厚和方法得当吧?他这经验之谈对我也启发很大。但是,想要让在恒为你的文字轻易点赞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微信群一窝蜂点赞和当年文革的“骂人”大字报上抢着签名一样,都用不着太过在意青红皂白。这种明显小家子气的盲目追捧或者追杀最为他所不齿。在他吹毛求疵的意见里,总是“吹”得有理有据。吝啬和冷酷或许就是所谓严谨治学作风的底色吧?他甚至还吹毛求疵到“妄议朝政”,比如他借和我讨论作品曾一再表达过对广播站“重政轻文”以及广播作用扩大化倾向的不同看法。他说广播稿纯属一家之言,一家之言的作用就不应该无限放大。他说老百姓广播寻驴不太好,可领导单凭广播找人才也不全靠谱。他说文艺的潜移默化作用绝不可小觑而且地方文艺不应当被取代文艺类型也不应当被限缩。他说河曲的民歌二人台那可是稀世珍宝。他说他也曾做过文学梦,他还鼓励我给广播站写写散文诗歌之类的文学作品,说他们想加强丰富一下地方文艺广播节目内容,逐步改变当时单一枯燥的现状。可见满肚子墨水的老秀才在恒,可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

  他是个说到做到有言必行的人。

  之后不久,通过“粗读”,我发现广播站新闻广播内容果然正在发生着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主要是增加了文艺色彩,开辟了地方特色文艺内容,新闻稿也向文学性趣味性可读性方向迈进着。于是在广播站通讯员队伍中很快就啸聚起一个兼有文学功底的群落,诸如王九雄、张占林、王自量、李延海还有我都算骨干分子。不敢自比梧桐凤凰,可是却有相互吸引效应。我进一步“精读”细节,发现他们特别在自办文艺节目上增量提质有所飞跃。举例说明,不但传统民歌二人台大量涌入,还特别开放了个人文学创作的内容。比如1979年春节期间,与之前“封杀”知名诗人李再新事件形成鲜明对照,我投稿给他们的一首拖沓长诗竟意外地走红了。那首诗歌已经辑入了我的《校园诗歌》新诗集子,大题目就叫做《迎春曲》,还有个副标题为《献给新长征起跑线上的人们》。我何德何能?拉拉杂杂200行,数量不菲可质量上哪敢和人家大名鼎鼎李再新相比啊?却经过他们认真编排和录音,北京知青播音员韩晓芹那声情并茂的激情朗诵,在全县上下千家万户整整持续回响了春节前后十天左右时间,那简直就成了县办春晚的一个雏形了。我和在恒开玩笑说“是不是你们年关稿荒了?”对“小诗人”这样的“热捧”而对大诗人那样的“冷遇”,相比形成了冰火两重天,这个反差,无疑证明着他们顺应潮流的革新式进步。韩晓芹金鉴是河曲广播站“蹦”出来的北京知青人才夫妻档,后来1987年夏天双双荣调省城工作,分别成为省电视台和省电台台柱子文艺节目主持人,金鉴因主持山西电视台大型综艺节目《五彩缤纷》而声名远播,当然与当年河曲广播站文艺节目名声在外而他们当时主持文艺节目得到的良好历练有关了。在恒他们如此“拔苗助长”,也帮我增强了文学爱好的信心稳定了从事文学创作的野心。之后我在文学道路上的有所前进,与广播站那段的“磁场效应”密不可分。总算没有完全辜负了广播站这场“文艺复兴”幕后“英雄”在恒他们——特别是在恒——的劳苦功高良苦用心。

  其实在恒不只是这场“文艺复兴”的“导演”也是“编剧”,那时他也在默默而倔强地进行自我实践,利用编余空隙从事着创作。

  这方面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件是他写报告文学一件是他学画油画,他可谓是双手开弓了。

  年近不惑的他在秘而不宣地重燃着文学梦想,他在五师“耍笔杆子”写“保皇”大字报不说也罢,回河曲后就听说他在默默“触电”胆敢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我亲眼看到的是他写出来的一篇报告文学,打印稿给我了让提提修改意见,这稿子保存多年在某次搬家中不慎丢失,题目以及所写人物事件我现在已经无从记起,只记得篇幅不短而且文中遣词造句讲究却无端夹杂了几处类似拼音字母的符号。记得那是徐迟大作《歌德巴哈猜想》刚刚发表在全国引发轰动不久,其中就夹杂有许多符号,增加了新鲜感,是否他有刻意模仿徐迟的意向?这个我给他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觉得根据内容这样拼音加塞会中断文气,整体感觉也显得不够协调不够放松。他纠正说那不是拼音而是英文——这大概就是他“崇洋媚外”关注英语的开始吧?接着还引经据典拉大旗作虎皮说鲁迅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就借助德文“再见”来活跃气氛。我才恍然大悟单说模仿徐迟是低估他了,他老先生师从的还有一代文宗鲁迅啊!或许与我这个第一读者鼓励打气不足有关,他打印好的文稿并没见多发送出去,而且没有再见到他新的创作出现(应该有,但我没再看到)。于是我就又感觉这位老牌子中文系高才生有爱面子思想作怪,我想他是写东西追求“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真有点后悔自己不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恶语相向”,以致扼杀了一个呼之欲出的报告文学或者电影剧本作家。

  据他那位“四同”好友王有明透露,在恒热衷于美术年深月久,我看到的是他的国画《红梅报春》,以及知难而进敢用西方油画来画伟人肖像,而且作画场面“尸山血海”那才叫一个阵势和投入,他简直是如痴如醉废寝忘食了。广播站办公区域在县政府双喜字大院进大门东拐那个U字形角落里,在恒办公室就在拐角处一个采光不好的“暗室”里,好长时间见他在地上摆副画布立架,油彩画笔摊放了半地,他站在高大画布前在画一幅很大的毛主席标准像,时而挥毫泼墨,时而细心勾描,忙得顾不得和人说话,完全是一副大画家做派。他是那种表面平静冷峻而内心色彩斑斓的人,他的油画是内心色彩斑斓的外化。许是屋子太暗,许是注意力开了小差,我进门不小心就踢翻了门后地脚处放着的一只想必是冲洗画笔的水大碗,他见我忙着弯腰收拾立即摆手制止,他毫不隐晦地告诉我那是一只用来小便的尿大碗,他说广播站办公室离大院厕所有点远,忙起来顾不得跑来跑去,就放了这只尿大碗应急。然后怎样他没有说,我猜想一定是瞅空子冒充洗笔水洒倒到门外去吧?呵呵想不到博雅如此公竟自也有如此大跌眼镜的“龌龊”行径啊!他说上海人生活习惯就是家里放马桶。看看,尿大碗还放得有理有据了。我开玩笑说:原来您是阿拉上海人啊!我算是领教了他的另一面了。“熊猫眼”再加尿大碗,从中不难想象得到他做事的投入和做人的随性。联想到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独守一摞饼子一箱烟更有一堆堆写过没写过的稿纸,这文艺创作可真的是孤独者的事业了!正所谓非宁静难以致远。

  他画好的领袖像后来在县委东大会议室存放好长时间,现在流落何方不得而知,也算是一个作品的“孤独的旅行”吧。但我想,就如同绘画写作只是他编辑文稿之外的业余爱好那样,这“不讲卫生”“太重面子”和他学者型主体性格相比也只能算细枝末节,甚至是必要组成部分呢!他的学养深厚学识渊博,他身居平凡而拒绝平庸,堪称河曲土生土长的十分稀缺的前瞻性全能型学者了!那场把县广播推上一个台阶的“文艺复兴”,也赢得了社会普遍的肯定和赞誉。固然那时文革禁锢开始松动,但在恒为主的编辑们顺应潮流闻风而动确实难能可贵功不可没。

  或许正是从踢翻尿大碗那一刻开始,我对这位孤傲老兄敬重升级,但是我和他的相处,好像从起步时就让两句老话给框定套牢了:过失相规是诤友,君子之交淡如水。

  三 “群文”馆长的“洋务运动”

  与在恒在县广播站展现出来的文艺特长不可能无关,他于1979年底被调到了县文化馆担任馆长,官位不上档次,可主动权明显增加。说如鱼得水那倒未必,因为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而在恒偏重于“阳春白雪”,拒绝平庸不媚俗的秉性,清高孤独的秉性,与“婆婆妈妈”民间文化难免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格格不入。我不敢恭维他在接地气彰民俗方面有多么内行有多大建树,但在此期间他确实在建立大文化格局,聚拢河曲文化人才,追求文化多元化,向高雅文化靠拢与“外面世界”接轨等方面创造了业绩刷新了记录。在当时应该说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他的学养有关,他在顺应改革开放潮流上表现得无疑是更加自觉一些。他可谓是另有担当确有创新,特别在助推河曲文化由单一“群文”走向文化文学双头并进相得益彰方面功不可没。用时髦话讲,就是打造了本土传统文化的外向版与升级版。

  由土变洋,我把它形象化戏称为“洋务运动”。

  不妨从“改革”《河曲文艺》小刊物说起。《河曲文艺》是河曲县文化馆主办的一份不定期内部刊物,是和县广播一样的县内对下对外窗口,由于刊物的纸质媒体因素可以走得更远保留更长时间。该刊早已有之,选登一些群众演唱材料和民歌收集创作。我接触的第一个办刊人是河曲第一位出书人辛民老先生,他1978年8月出版了小长篇《黄河儿女》,还在1979年3月“公器私用”郑重加盖“河曲县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大红印章赠送与我。回头看,《黄河儿女》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正式出版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它是河曲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文学书籍,也是河曲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声春雷。距今正好40周年了,与改革开放开始时间绝非巧合,实在可喜可贺值得纪念!这老先生因此也顺理成章成为河曲本土第一个省作协会员,说他的出书是河曲新时期文学标志性事件而他是标志性人物恰如其分。那时写作条件简陋,老辛的辛苦太感人了,原来27万字修改压缩到了最后10万,几经修改几经抄写,油笔复印纸一式3份,坐在炕桌边盘腿压膝,抄得成年累月天昏地暗,稍事揉一揉模糊的眼睛就算休息了,手指夹笔处打起厚厚的老茧!你猜这本书稿酬得了多少?整整400元。虽然和他的付出不成比例,可这个数不能算少了,等同于我那时一年的工资。那时在广播站播出一篇稿子“辛苦钱”只有三五毛。传扬他出书发了财,还引来了毛贼惦记,人们打趣说狗日的4字头不吉利。经常口含大烟袋的县革委副主任兼县委办主任杨在泉玩笑开得想必更伤老辛自尊心:“辛民同志罢罢罢,单为挣钱你这写书还不如砍狗粪圪哩!”杨主任说的不差,若为赚钱,你莫入此门。这位平民化老秀才领导长期是我的顶头上司,大跃进时他也疯狂写过“新民歌”。你还别说,多少“冷嘲热讽”没有撼动咱老辛坚如磐石的“军心”,不到二年又一个大部头小说就“一式三份”堆放在了案头上,书名就叫做——

  言归正传先说老辛办刊吧。估计那时《河曲文艺》有个成文或者不成文的“面向基层立足群众文化”的规定吧,他自己写小说,但绝不会“公器私用”在自己主编的民俗刊物上登载非群文类作品诸如小说散文等等。有时老辛还显示出“一夫把关万夫莫开”的固执,有时县里大领导“打压”给他的非民俗性投稿,让他打破这个规矩也是难上加难。记得那是在1976年前后,县里有个文人外籍副书记大名姚富民,填写了一首《沁园春》词让我这个县委办秘书送给老辛,几经催逼,登是勉强给登出来了,但想不到已是面目全非被他修改成了一首“民歌体”,弄得姚书记哭笑不得。要知道姚书记可是后来对应着日寇和防凌两次飞机来河曲轰炸写过长篇幅报告文学的真文人啊!老辛“犯上作乱”名声在外,无独有偶后来1979年夏天张维业书记调来河曲,这位老二中学生也诗兴大发刚来就以诗言志写了一首七绝,记得开头两句是:“五十有六岗位迁,受命边陲河曲县。”我送去时老辛依然面露难色“横加挑剔”,鉴于前车,送达时我郑重其事和他开了一句“警告”玩笑:“老辛接旨,再要乱改诗词就问你一个欺君之罪!”他才总算心生敬畏特事特办原文照登了。过后不久,老辛就托我把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晓堤柳岸》书稿转交给张书记“审阅”,我想大概是意在寻求支持吧,好像“不唯上,只唯书”的老书呆子也开窍懂了点“权文交易”。我说老辛,张书记可是忙人,给你不慎弄丢可别怪怨小弟没有提醒。张书记果然没有接手,反倒对我表示出一点“信任”,张书记说你是文人,你懂,就你给他看一看哇。老辛跟踪追问,我只好模棱两可“忽悠”他说:正在“审阅”。其实审阅者是书记秘书而不是书记本人。这就是已经淡出人们记忆久矣的辛民。那一代人都爱较真,这个也不怪老辛的墨守成规不近人情一根筋,只怪那个规矩有点不够与时俱进,但这故事可恰恰正是那时官民一致风气好的一个例证。

  吕在恒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想“烧”掉这个办刊老规矩,虽然其时也有时代进步今非昔比在给他撑腰,虽然具体承办刊物的又换成了相对年轻新潮的才女编辑李桂香,但作为一馆之长的吕在恒确立新的指导思想那仍然是需要一点破旧立新的非凡见识和勇气的。

  还是举例说明吧。在此我不妨把他们所办的1981年7月第三期和9月第五期两期《河曲文艺》略加罗列点评(其间还有第四期,首篇刊登了李延海的散文《杨家将、河曲与酸米饭》,可惜这期不在手头)。首先是增加了出刊量,办成了月刊,这个可是需要多大的工作量啊?内容上更够个丰富多彩面貌全新:两期合计有小说3篇:我的《新官上任》、《那打谷的日子》和王志刚的《崔耀祖盖房纪事》;散文3篇:赵宇明的《海红熟了》、辛民的《口味》和马福善的《一个传说》;新诗6首:程步升《西瓜的品质》等二首、韩春和秦万厚的同名诗《啊!伟大的党》、吴从周《祭栾弗》、李如珍的《脚印》;演唱材料有7首件:新民歌有李桂香《大娘唱起了信天游》等2首,歌词有任安联《电视里看到了哥哥你》等2首和王玉宝《柔风吹》共3首,以及李桂香的改编二人台《绣荷包》和任安联的快板书《张大娘心里打开了窗》;这两期各自还有一个压轴的“洋品种”——外国文学译作,而且是河曲人自己的翻译作品,即在恒馆长亲自翻译的两则外国民间故事:《报恩的鹤》和《第一个清晨》。因此这两期结尾尤其让人耳目一新。你不妨回头再看一眼,综观两期涉及的作者阵容堪称今非昔比: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土洋结合,兼收并蓄,连辛民老先生都在以全新的“口味”示人了。但因局限于两期这个名单只可能是一小部分,需要至少再加上张存亮、贾德义、鲁忻鸣、高连仲等“老文化”以及文人游子燕治国、任存弼等可巧在这两期暂没冒泡台柱子们。真够得上是一个初具规模活力四射后劲不菲的文学阵容啊!这是一支舞文弄墨的逐梦团队,借用时下话语,那秉性孤独吕在恒举旗抓纲就是当时“河曲文艺群”里不大不小的“群主”啊!孤独者几成人气王,他借力而上,创造了不“善与人交”照样也可以被人“久而敬之”的特例。

  我敢断言,在恒文化馆担纲的那个时段,可谓是河曲文化走向繁荣的一个关键阶段。我曾把他同早期一位文化馆长张存亮做过比较,如果说张存亮是标准的“下里巴人”文化工作者,那他就是一个典型的“阳春白雪”文化推动者。据后来随军调到石家庄的刊物“主编”李桂香回忆,那时《河曲文艺》影响所及,甚至吸引来不少南方省市青年作者的投稿。李桂香本人同时就是一位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的二人台艺术多面手,这位“老三届”高才生写过《巧遇》《绣荷包》等不少二人台小戏,特别有一个《月夜追船》具有轰动效应,她创作的这个二人台小戏出省参演获奖,在忻县地区《改革报》上用两个整版加编者按予以登载。殊荣得来绝非“巧遇”啊!后来李桂香在石家庄某出版社工作成为邻省一流编校,至今退休有年依然难得清闲,我想是学有所长与早期历练让她获益匪浅了。

  这里我还特别想提到两位和那时《河曲文艺》多有联系的从河曲“走出去”的文化人。

  地区文联《春潮》开办,就发现有一个自称“打抹子的人”在上面神出鬼没,用心打听才知道是未曾谋面的任存弼老学兄。《河曲文艺》也时有他的大作“出没”,我看到的就有一首新民歌《山曲曲这才唱开头》,其实这文学“山曲曲”早在20年前他在巡镇中学上学期间就“唱开头”。1965年夏季,巡镇中学的大门他出我进擦肩而过。他以落难书生身份坚持田间地头笔耕不辍,一篇叫做《第一课》的小说就几乎撞开新复刊的《人民文学》的大门。他时而发表的作品带着他自己的几多艰辛传奇故事,不知打动了多少有志于文学创业的河曲后生的心。

  那时燕治国学兄正从河曲文化局调往省作协《汾水》,可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河曲一方“带头羊”破门而出就有了逐水草而居“千里马”的发展势头。早在1975年他创作的七场歌剧《翠峰红霞》就足以让县城大礼堂人满为患,之后接二连三小戏创作“连珠炮”不断炸响在《河曲文艺》和河曲舞台上,剧本《向阳人家》就被卷入《春潮》同时带他卷入龙城卷入外面的世界进而见风就长终成大器。他1977年底离开河曲后却像走西口汉子“一步三回头”,无时不在牵挂和关注着家乡文化的风吹草动,直到1979年1月他依然鹤立鸡群在县里文学会议的合影中。他就是在恒译作里那只《报恩的鹤》呀!包括那次到会讲课的赵迪风老师,都是“反客为主”的治国出面去请的。在恒主政县文化馆期间,他依然没有缺席充当了随叫随到的高级顾问。说到那次文学会合影顺便请你留意,离“鹤立鸡群”人物不远还站着一对靠边站小人物,草长莺飞十几年后他们居然就分别执掌了河曲的宣传文化大权,成为本文所涉“一站一馆”的顶头上司,还顺延改革开放招数做过文化兴县“文章”,他们进阶的“敲门砖”应该就是这个被叫做“文化”的玩意儿。这两个人物就是我和赵宇明。

  那时文化热影响所及甚至越出“圈儿”之外,整个河曲形成了大环境下的小气候,我已说过县委书记“诗言志”和县委副书记写报告文学的事。及至1983年机构改革任志华书记走马上任,就迎来了河曲文化一个全面开放的机遇期。组建文联,引进人才重振剧团,亲自写戏坐镇排戏,提升宾馆接待水平吸引外来人才…… 一次燕治国回来百忙中的任书记叫了我专车单独接待,任书记亲自当解说员如数家珍,三人行参观一下午又一起在翠峰宾馆共进晚餐,两位“大个子”酒逢知己谈笑甚欢,一对性情中人连连举杯高兴得手舞足蹈。在河曲被激动得手舞足蹈的还包括马烽西戎这样的文学大家文学前辈,容我在后面说到。我以为任书记对河曲文化的最大贡献不是他自己出版的那两本高档次的二人台小戏和电视剧本创作集,而是他一改曾经的“大门关住恶狗放开”小农意识实施了“山门洞开八方聚才”的文化开放战略。那个时期省区文化大军蜂拥而入热炒河曲绝不是偶然的,任书记后来从河曲直接升任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也绝不是偶然的。使多少河曲“幼苗”如坐春风见风就长。比如我就是其中明显受益的一位,在无数次文化接待中拜师学艺近朱者赤;比如河曲文学后起之秀、现在执掌《山西文学》的鲁顺民,就是在1995年一次《山西文学》在河曲举办的“黄河小说精品笔会”上结识高人崭露头角的。所说高人就是时任省作协主席的焦祖尧和《山西文学》主编段崇轩。其时任书记虽然调离有年,可还有我们这些“留守人员”依然“衣钵相传”着不是?

  不妨再举当时两任通讯组长的例子:前任王九雄在通讯报道上称雄,可忽然出手不凡爆出冷门,我在给他后来出版的诗集序言中是这样说的:“他又冷不丁打开了横炮,一颗流弹就打在了家乡戏剧舞台上——他写的二人台小戏《西口归》,作为二人台传统剧目《走西口》的续篇也曾引起轰动,也曾令我这个文学爱好者刮目相看,甚至瞠目结舌。”九雄后来有雄文四卷实在也算事出有因。后任通讯组长邬奋明我印象或许算不得地道创作人,那一段却不务正业写新民歌上了瘾,我眼见他因为得了一个“的确良衫衫用鸡蛋换”的佳句而高兴得手舞足蹈,在通讯组办公室大声喧哗反复吟诵,颇有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气概,果然自我感觉对头,后来这首在《河曲文艺》首发的新民歌就得了个省级奖。

  那时的文学热也演变成了“群体事件”。区区电影公司也胆敢自立门户单张纸片办小报,报童卖报似的被围堵在电影院门口的观众一抢而光。写影评优惠是白看电影,一张票价二三毛钱可不是小数目,比给广播站投稿还有账算倒人,我那时广播站、文化馆和电影公司“一稿三投”是常有的事。村里赛诗会成风,县里工作会有时也开成赛诗会。一次在西大会议室召开下乡工作队会议,在旧县公社杨家洼大队蹲点的辛民汇报工作朗诵自己的诗歌新作就很吸引了与会听众。在恒那时已调广播站工作,想必他也极有可能以记者身份到场聆听过。那时打倒四人帮不久,和当年何福老先生歌颂农村新面貌的诗开头一句就山环水绕不同,老辛的“骂人”诗报告结尾一句掷地有声:“呸!又是一堆臭狗屎!”一度时期就成了流行语,连一向不苟言笑的台上听众县人武部张崇楼政委也深受感染,后来遇到闹心事时不时就要来上一嗓子:“呸!又是一堆臭狗屎!”算来这一次是继五寨师范“抄检大观园”和县广播站“束之高阁”事件之后,第三次秀才遇上了兵!在大跃进时没少写过类似何福赞美诗的杨在泉主任,在铺沟村下乡也写出了类似辛民的骂人诗,不过他骂的是支书,最后两句是:“人人都将何贵骂,左右无人我独自愁。”联系思想实际的同时自塑孤独者形象。——开心一刻啊,事倒都是真事,可未必都需要当真。我的意思是:文学凑热闹,容易出笑话。比如朋友酒宴,烂醉如泥,一觉醒来撒泡尿就会觉得头也嗡嗡肚也空空。辛民第二部长篇小说我浏览后完璧归赵,后来不知所踪无疾而终,我感觉他是陷入太深而又缺少了点类似之前的沉淀,急于事功自加压力,以致听说这位当年标杆人物最后岁月精神抑郁,成为另外意义上的“标杆”。文学是把双刃剑哪!

  我那时主攻小说创作。至今还记得在文化馆长办公室与在恒讨论《河曲文艺》采用我的小说《倔汉子》的情景。历史有时惊人相似,一进门我又几乎踢翻人家的尿大碗,他正要张口说话我摆手制止了他,我开玩笑说:我知道你是阿拉上海人。吕馆长不忘初心,“熊猫眼”和尿大碗是他攻坚克难的左膀右臂两大法宝,看来他是下定决心要把尿大碗精神一直一直发扬下去的了,他也真够一条“倔汉子”,每每尿大碗出没之处,肯定就是他为某一任务聚精会神废寝忘食破釜沉舟拼命硬干之时,这个任务也许无关宏旨也许只是他一时的兴趣冲动。我要说的是,这尿大碗精神就是浮躁年代里最为稀缺的所谓“定力”——呵呵客观上文化馆院子里的厕所也确实有点远。这经验不宜死搬硬套,可这精神还是很感人至深的。馆长办公室比广播站编辑室明显亮堂,但不见了满地的画架笔墨。只是在恒教师爷秉性依旧,说话时眼观别处像是自言自语。想必谁当领导也少不得玩点忽悠人伎俩,这回他还在“点拨教导”中少见地夸了我:你的这个小说读来有点意思。因我在篇末卖了“下回分解”的关子,他鼓励我再写续篇,甚至可以说他逼着我再写续篇。当年鲁迅写《阿Q正传》就是一个叫做孙伏园的朋友步步紧逼出来的,鲁迅曾风趣地交代过该小说紧急煞尾的原因,他说那是趁孙先生一次外出空隙立即把阿Q拉出去枪毙,等到他再来催稿阿Q已经死去一周了,再怎么说“人死不能复生”。《孤独者》也是这样催出来的吗?比大作小,我在《河曲文艺》发过的那些个小说模样的东西,也正是因在恒这样子步步紧逼被逼出来的,有些还被逼到了忻县地区文学刊物《春潮》上。《河曲文艺》无疑成为我走上文学殿堂的第一台阶,而“学究”馆长吕在恒则堪称是我的第一推手了。

  还是回头说说尿大碗吧。在恒那时不再画画而是又开始废寝忘食对学英语着了魔。发表在《河曲文艺》上的那两篇翻译作品,只是他此轮英语攻读的副产品。

  他在中学六年当然也学过外语,但那是学习俄语,年届不惑的他突然要补学英语了。这回是什么诱因引发了他的邪乎劲头不得而知,但我感觉他个人兴趣的转移也太过来得声东击西了点。细想似乎也有先兆轨迹可寻,早在广播站他写报告文学,不是其中就夹杂了那么多的英语符号吗?当年他运用西洋油画技法画伟人像不是已经暴露出“洋务运动”影子吗?总之他难逃“崇洋媚外”之嫌。那时我就曾开过他玩笑,我说中文系大学生汉字认全了中国画画腻了开始稀罕学洋文洋画了啊?回想那时他其实就是早有预谋!只见他购全了全六册正规的英语教科书,听录音,背单词,心无旁骛甚至旁若无人地开始了高强度高难度的刻苦学习。连我这样熟人偶尔得空去他那里坐坐,有时都免不了要吃闭门羹。“熊猫眼”加尿大碗,在恒是一块随时可以把自己从老师变为学生的料!三年英语教材结果只用一年就赶完了。英语单词需要死记硬背,有着重度神经衰弱的这位高龄学子“熊猫眼”,记忆力简直须眉不让孩童!这就有了《河曲文艺》上他的那两篇外国民间故事——这位高端人才总算开始接了地气,尽管那只是外国的地气。他的译作应该不止这样寥寥两篇,但我见到的也就这样两篇了。据说他也应邀参与过企业上报项目资料的翻译工作,我不知传言是真是假;但我推想他一定运用他拼洪荒之力所学的异域语言工具,试图直接赏读过原汁原味的文学作品,虽然所读不大可能是名家巨著,但小玩意儿也同样可以找到点读原著的乐趣吧?他是否也探讨过攻读马恩原著?

  关于群文馆长的这个自我学识领域开拓的“洋务运动”,因他面见大胡子老祖宗已近十年,好些方面至今成谜。但有一点你不难看出,这位“老学究”急于走进高雅殿堂急于与外面世界接轨的胃口到底该有多么夸张!

  四 陋室寒舍的“醉草吓蛮书”

  还没等我再续写出《倔汉子》新篇,在恒就由馆长变成了校长——城关中学副校长。又过了大概不到一年,1983年11月机构改革,他竟官运亨通顺风顺水出任了县教育局长。又过了一年,他改任教育局书记,其实就是变成了“闲职”。他是具有完整教育历练的人,师范教师,高中教师,中学校长,地区教育局还干过两年,回归教育本行轻车熟路,应该又有许多可圈可点故事发生吧,可惜我也被“裹挟”走上领导岗位(县委办副主任后又组织部副部长),“新功课”压力下各忙各的,几乎中断了以往文化交流那样平心静气的联系,他之于我又一次进入“听说”程序。听说他局长当得也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听说改任书记退居“二线”是他的主动请求,听说他又开始迷上了书法……

  其实我俩差许不多,文人从政都算是一种“绑架当官”“误入岐途”,习惯于孤军奋战不会“忽悠”人是当官从政大忌,无奈机改是扳着名册按图索骥按照学历“抓壮丁”“拉郎配”,我因是秘书帮“近水楼台”而他这个老牌子大学生就更“在劫难逃”了。后来看京剧《杜鹃山》方知在我党历史上早有绑架当官的先例,根本用不着少见多怪。

  虽然是扳学历用人看重文凭,但我要斗胆说一句,1983年机构改革应该是“笔杆子”和宣传部同时掉价的开始。组织部声誉鹊起,向来八面威风的宣传部从此望尘莫及。复杂问题简单说,原因我想恐怕就是两个:宣传部主导的“广播匣子出人才”历史趋于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干部花名册出人才,而这个册子的存放地是组织部而不是宣传部。县委转而调我到组织部任职肯定是被重用了,因为我强烈感受到了周围投射过来的更加温柔的目光,而且这目光所向,我确信已不再是我手里的“笔”而转变成了我手上的“册”。一时难以脑筋急转弯的我,决心矫正一下这个变速异常的此消彼长,在分管组织工作时惺惺相惜网开一面我力主批复了两个“笔杆子”入党,就是后来调省调区的菅二拴和侯济舟,为他们的后期发展无疑是铺平了道路。现在他们感恩与否并不重要,因为咱那叫立党为公,是在为整个的人才阶层请命。

  想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笔杆子”下手不能算不狠,不防被“原来不读书”的“刘项”抄了后路;还有明修长城清修庙等等,历史上关于玩这类“两杆子”“钟摆效应”游戏的故事多了去了,孰是孰非,不是我辈凡夫俗子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估计喜欢玩深沉而且曾经对“广播匣子出人才”保留意见的学究在恒同样难以说清。

  其实那时干部队伍还是君子居多,基本没有后来司空见惯的伸手要官一说,“绑架当官”的倒屡见不鲜,不妨再来点轻松一刻,我给大家在此讲两件我们河曲机构改革中真实的“绑架当官”趣事,——这可不是听说,前一件亲见,后一件亲历。两件涉及一青一中,都与在恒和我有点牵连,青年马炳强是我的赵家沟同乡在恒山西大学的校友,中年李金喜是在恒巡镇高中同学我的巡镇初中老师。机改当年圈定炳强为赵家沟公社书记,他刚从外地调回县委组织部工作但在他而言这可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是强人所难“先受害”了,他坚决请辞,领导给他讲了服从大局勇挑重担的大道理,他不得已委曲求全了。有见义勇为高人还出面点化面授机宜:“当公社书记其实不难,切记在讲话前先硬硬咳嗽两声就行!相当于过去惊堂木是威严叫板……”真本事来自岗位锻炼,咱们这位战战兢兢被推上舞台的马大书记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干得还不错。另一起“受害者”李金喜属于大机改三四个月后县内“小机改”了,他是“竞争上任”首任河曲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这是县里一项干部任免由委任变选任的创新示范工程的“男一号”。旨在改变大机改单纯扳花名册选任干部的弊端,而企图寻求一条自愿报名竞争上岗的选人用人新路经。其时我已在组织部任职,我不知道吃喝拉撒的差事怎么就会把一个曾经的中学政治老师忽悠上了钩?毕竟古往今来当官发财紧相连诱惑力想象空间无限,李老师犹犹豫豫报名了,而且在五六个报名者中就内定为首选。谁知他于竞选演讲会召开当日突然变卦要打退堂鼓,给了我们组织部工作人员一个措手不及,这就惹火了组织部长范永东,范部长传唤到他立刻来了个下马威(或者叫“上马威”更准确):“你是在耍我们吧?今天这个演讲你蛤蟆䠥也得给我到台台上䠥去!这个局长你想当也得当不想当也得当!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没错,这是原话,现场的我看到李老师当时汗就下来了。这种心态你说演讲能好到哪里去?但说到底那是个形式和幌子,他局长上位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个事务局长他只勉勉强强当了不到一年,便主动让贤给了副职王炳仁。我倒不敢引火烧身胡乱联系说李老师英年早逝与那场“绑架”“罚酒”被“惊吓”有关。

  啰嗦这些不相干陈谷子烂芝麻,是想说明在恒他当教育局长估计也可能是“身不由主”吧。人家“四同”好友靠扳名册圈定成了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相同人才区别对待已很“没面子”了。可前面说了他们是性格同中有异,在恒当干事不是驯服型,当领导不是统领型,没有主宰别人的意愿,也没有被别人主宰的情愿,他对汉码子洋码子(此处单指英语)精通而对人情世故最多够个初通,在斗心眼上缺心眼,“吃敬酒”类同“吃罚酒”。正儿八经的学者型哪里受得了如此突如其来的众星捧月大轰大嗡?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与其“肥缺”被人捧,何如“闲职”自开心。此期间他建树难说却积劳成疾,“熊猫眼”更加“扩大化”“常态化”了。

  于是眼前无路想回头,孤独的世界,才是他最为繁花似锦的世界呀!回归家庭港湾,回归文艺爱好,如同他那两篇译作的自我圈定:“报恩的鹤”重新出发,“第一个清晨”重新开始……

  待到我和他再次“外交关系”常态化,已经是他连自己书记办公室也不大去的时候了。如鱼得水,赋闲居家的他又变成了忙人——不再有工作可忙只是忙于自己感兴趣的文化事业。这回玩文化再一次声东击西大跨度转向,家里是摆开了纸墨笔砚文房四宝和案头书卷,却不是写文章,不是画油画,不是学英语,他开始了平生持续时间最长但还不是最后一个爱好的书法。好一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全方位文化学者,你以为你是全能冠军吗?好一出跟着感觉走的最有定力又像是最没有定力的“川剧变脸”啊!——阿拉应该是上海人呀,朗格怎么又变成四川人了呢?

  严格说起来他的书法也不自晚年始,但确实是大器晚成了。捡拾起来的这个过去爱好“之一”,几年精心打磨把它演变成了“第一”——和他自己诸多爱好比是第一,当时当地行草书法方面也被公认第一。“熊猫眼”和尿大碗黄金搭档不吃老本立新功了!早在1976年初,巡镇中学当老师时他就应邀为县里新建的大戏台“工农兵剧场”题写过台名,五个“集毛体”大字,基本延续的还是他五寨师范时初级阶段水平。那戏台可算有点来头,它是当时县委王海元书记倡导机关革命化的产物,由县级机关干部义务劳动建成,那里边也有我的汗水,站在高墙上颤颤巍巍得了恐高症一样的感觉想起来至今让我后怕不已。这是海元书记精心打造的文化地标,选择了“隐居”在巡镇中学一隅的在恒前来书写台名对他已经是相当的肯定了。文化水准有限的海元书记也是团弄文化的“大手笔”,为新剧场“打台”的当年的“文化盛会”办得那真是盛况空前,以新建大戏台作为检阅台,服装整齐划一的李铁梅队李玉和队李奶奶队等诸多样板戏方阵,像孙悟空嚼碎猴毛变的,一片片从台前“正步”走过,那是几乎动员了全县干部职工对号入座(应为“入站”和“入走”)的呀!及到1978年元宵节传统二人台《走西口》在这方舞台上首次复演,在恒这一仿制书法作品就再一次被纳入集体观赏视线,这次虽不如上次整齐划一却分明是更加群情激奋互动热烈了。“西口走一出,望眼穿十秋”;“意气何所向?涌涌看人流。”这都是我那时写下的“素描”诗句,从中可见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开放繁荣的热切期盼程度!两次轰动,“心动过速”台下第一人,我想就都应该是能够举办如此盛大“书展”的“是非中人”吕在恒吧?

  待到从教育局长退居书记正式跻身县内书法圈子,他在书法内部转移行当寻找“新我”开始专攻行草,此时此刻他的书法爆发力才算得以充分展现,很快脱颖而出成了气候。他成了省书协知名会员,他的书法多次赢得大奖,更成为小小河曲的书法权威,河曲每每书展,如果没有“吕老师”墨宝压轴,那将会是一个有伤大雅人气甚至是大煞风景的缺憾了。直到后来他移居京城都是文房四宝紧随身刻苦书法不断线。内行人说书法最见性情,书法比拼的是书卷气,必须有赖于深厚文化底蕴积淀和高雅审美情趣来支撑。诚哉斯言。用他的五寨师范学生、河曲文联主席、书画名人韩瑞的话说:“吕老师在我的指导下,书法进步出奇地快!”其时我已当上宣传部长,我就开这个知名下属的玩笑说:你们俩到底谁是老师谁是学生?你表扬的到底是哪位老师哪位学生?

  在恒整个书法活动其实都不是简单闹着玩的,他把自己的每一项追求都本能地融入到河曲整体的文化建设事业之中。这一阶段我和书法家在恒的几乎所有交往,都紧紧围绕着以“一会一节”创建为标志的一项河曲文化开放工程来进行。

  1994年又一座戏台修复竣工,这就是我一手领料的西口古渡清朝古戏台保护项目。在恒为古戏台应邀书写了门联。放河灯就依托西口古渡特别是依托古戏台在中元节期间进行,因此这个项目虽小它可是“一会一节”的基础配套工程。

  “一会一节”以文化经济联姻为特色全称“河曲县河灯会暨经贸节”,主要目的是对河曲文化资源全景式展示、全层级动员、全方位开发。它的成功创建是河曲40年改革开放河曲文化发展最重大成果之一,因此有必要多交代几句。放河灯古已有之,民间活动,断断续续,而把古老“河灯会”拿在政府手上大操大办,和经贸活动结合起来办,才是后来的创举。1994年是首届举办“一会一节”,现在转眼就一口气办到了26届,可见其生命力之强。我作为当时宣传部长和分管的王自量副书记那可真是煞费苦心了。有文化新思维的自量后来升任忻州地区文化局长就并非偶然,以新闻写作见长的他后来执掌《忻州日报》也就并非偶然。时任县委书记宣明仁和县长王建华都对“一会一节”创建给予过支持。但之前开辟的文化开放路径还是个基底。1988年张存亮等“老文化”操持恢复放河灯,当年河灯会期间就引来了马烽西戎为首的山西作协“大兵压境”,那就是时任副主编张发学兄作为联系人由《黄河》主办的“中长篇小说恳谈会”(张发升任主编后这类活动更加频繁,张发也是在恒五师任教时的学生)。作为政府办主任主要陪同人员,那次我亲眼见证了马老西老看放河灯看得兴奋不已的情景,为此我还专门写过文章后来发表在《黄河》杂志也辑入了《马烽纪念文集》以及我的文集,有兴趣者可以找来一阅。就如何挖掘传统古会资源创办文化开发开放活动,那时就从中引发思考,终致时隔6年之后1994年“一会一节”应运而生。一应准备工作就从修复业已破败不堪古戏台开始。那时县里很穷,财政拿不出一分钱,是我本人通过在省文物局工作的省党校同学高晓明帮助才争取回6万元启动资金。其实办整个节会活动也都是靠我们建立的文化基金会到处筹钱,喊的口号叫做“依靠社会办文化”,其实宣传文化部门齐上阵。首届活动规模影响空前社会反响热烈,才感动了兼职“财神”的“上帝”,从第二届开始县财政把“一会一节”纳入预算每年给钱2万,其中一万搞活动一万搞接待,看上去打酱油买醋的钱都给了,其实还是个“意思意思”,因为不够开销的十分之一呀。不花财政的钱举办如此大型文化活动,这也是当时文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自量后来执掌过的那个《忻州日报》之一之二连发六次报道推广河曲这一经验,你看弄得玄乎不玄乎?

  且说古戏台修好后,经过征联活动选出一副戏台门柱对联:“一船风拥入这般风景,三乡情溢出那段情由。”还需要选一位书法高手来画龙点睛。大家异口同声公推在恒。这副对联文本大张旗鼓进行征集,本身就是一次对外的宣传“张目”,而这个对联书法的背后的故事人们却知之甚少。爱面子在恒虽然“落魄”虽然他非常乐意支持文化兴县,可依然是高傲文人,应该由我这个当部长的老朋友登门拜访才足以表达大家对他的尊重,顺便也算是一次忙里偷闲的叙旧看望和请益求教吧。

  那是我第一次“光临”他的“寒舍”。

  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寒舍”:多年的木质结构平房已显陈旧不堪,印象中还有周围超高建筑投射给它的“居高临下”的阴影;屋内最吸睛的是满墙满地满屋子悬挂、张贴或者堆放着的书法条幅和摊开未摊开的线装平装古书新书,分明还有一些唐诗宋词选本,满屋子依然“尸山血海”模样;他的女儿业已外出上学,他的夫人想必少不了经常要笔墨伺候的吧?他的“熊猫眼”依旧,可“尿大碗”却不见了踪影——这怎么行?这岂不是在自废武功吗?也就是从他书法内容多有唐诗宋词佳句我豁然开朗,行草也是草,他兴许受到过李白醉草吓蛮书的启发吧?那些琳琅满目龙飞凤舞的书法作品不就都有着醇香扑鼻“李白醉草”式古风雅韵吗?从中看出了寒舍主人的安然自得和怡然陶醉,看来“酒杯”取代的风景确实另辟蹊径…… 在恒看去精神饱满。他不失时机又像老师面对学生那样,给我传授开了书法知识,果然讲到了李白和张旭,他管自述说,依然好像在自言自语。

  让我无端联想到了境由心造的成语和刻舟求剑的寓言,想到了鲁迅的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不胜唏嘘的同时也在为他而着实感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那首歌子怎么唱来着?对了,“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你却依然是你。”

  孤独是一座珠峰,孤独的境界很难攀登,而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心里五味杂陈。

  因我琐事缠身,我们交谈也不是很久,最后我说明了来意和要求,他欣然应允。

  没过几天他就打电话告我说已经写好。我二次到他家“验收”,还顺便给他送去200元润笔——其实能叫个什么润笔呢?就是个比赤手空拳略胜一筹的对他宣纸耗费的丁点儿补偿吧,因为他君子固穷而我们宣传部也是穷衙门一座靠“沿街乞讨为生”(单位募款办事业)。君子之交淡如水,秀才人情纸半张,此之谓也。和现下书法市场上动辄每字几万的漫天要价相比,何止是个天差地别?而从地上新增出的那一大堆显然为反复试写而废掉的宣纸上,你不难看出他对这桩只赚吆喝不赚钱的买卖又何止是个一般的一丝不苟呢?有的是挥汗如雨,哪里来得半点“醉草吓蛮书”的超级浪漫?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总算借此相对久远地留住了一点点作为书法家在恒的笔迹,留住了一个关于我和在恒之间公私合营的美好而略带辛酸的记忆。

  这记忆,平凡而无价。

  五 难逃“命运大观园”

  是的,基于他不俗的书法功力,也基于我们之间不俗的友谊,西口古渡古戏台留下了他的笔迹,与早期他为“工农兵剧场”的“仿毛体”题名,形成时空相隔的吕氏书法“艺术照”。其实在恒的“足迹”何止于此,单我与他的“合作”就还有两处庙宇即娘娘滩圣母祠和翠峰山宗说寺的门联书写,这两座庙一南一北一山一水都算名声在外,两戏台两寺庙阅人无数,盛赞有加,他的这些作品都为河曲旅游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画龙点睛”,可惜是他自己再也无缘看到它们了。

  就在最后那次到他家时,我曾经劝他别老窝着当老宅男,要注意锻炼身体,毕竟年岁不饶人。后来听说他果然破门而出开始改变习惯进行锻炼了,但依托的却是又一个更大更邪乎到“逆天”的兴趣转变——年纪一大把的他竟开始学骑摩托,而且学得很快骑得也很快,令人意外的是听说他喜欢单选夜深人静之时,独自一人躲到静僻的无遮无拦的马路上去飙车。形式上以动制静了,骨子里孤芳自赏积习难改。——也不全是听说,有一次他就“撞在了我的枪口上”。那次我加班回家就正好与风驰电掣在开阔马路上的他“狭路相逢”,头盔面罩,皮衣皮裤,“我有一点点任性,也有一点点疯狂,”一副专业侠客装束年少轻狂模样,哪里还有半点子温文尔雅“老学究”的影子!喊停,回车,交谈,我说行啊,白天在文案上“飙车”,晚上到马路上“醉草”,纸上路上同奏“龙飞凤舞”交响曲,惬意啊!他笑了,说写字写累了,晚上睡不着觉,就出来溜溜。

  听说过半夜飙车治失眠的小偏方吗?

  这次戏剧性夜半马路不期而遇,是我和在恒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他早已是退休老人,而此后不久我也被县级换届“一刀切”退位移居海南。在恒却是跟随孩子北上京都,我们“南辕北辙”背井离乡远走他乡,时间上差不多是同步,当然是不约而同,其实也都是一种无奈的孤独之旅了。此后关山相隔杳无音信(“大学者”在摆弄现代化通讯工具方面接近文盲了)。连“听说”都没有,所剩最多只有想象。

  我想象在恒年轻“入世”之时见义勇为逃离“乱世”告“小”还乡,花甲之年又追随后代舍弃安逸告老“离”乡,“少小”之时逃离动乱“大观园”,甚至立志一辈子退居文化冷落“大观园”而远离社会热闹“大观园”,“老大”之时又投奔和终老京都——繁华京都不就是一个更大更大的“大观园”吗?离开河曲当然不是“败走麦城”,但是也有悖于“人离活树离死”古训呀。曾经在诸多点赞目光下半夜飙车的“人物”在恒,到熙熙攘攘的京都立刻化为一粒自生自灭的微尘。敢问这里可有你搁置“孤独”的地方吗?可有你“飙车”和“醉草”的地方吗?说“自投罗网”是言重了,可难道会是你的又一个声东击西的追求吗?

  我想象思乡之情在恒一定会有,思念自己一砖一瓦构筑的小窝,思念奋斗一生的那些个孤寂的事业,思念“熊猫眼”和尿大碗相看两不厌的日子,思念自己很多的学生和不多的朋友,思念在小县城若明若暗路灯照耀下孤寂马路上的那风驰电掣的“夜生活”,甚至思念儿时就听惯了的那汹涌澎湃不舍昼夜的黄河涛声“摇篮曲”……

  偶尔胡思乱想的我,忽然就得到他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的噩耗。这是我在海南接到的关于在恒情况的第一个电话。电话说他的病赶到发现已是晚期,2009年11月26日是他的忌日。人生难逃命运圈定,他毫无准备地走到了人生尽头,这个拼设备“飙车狂”过早地“飙”到了没有预设的“目的地”。懂得英语的在恒自然应当知道,西方人把另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极乐就是繁华,那也就是一处“大观园”了?崇尚孤独的人,急急慌慌凑那个热闹干什么?

  从孤胆英雄到孤傲学者到孤军奋战到孤苦老人最后再到孤独远逝。一路走来,孤芳自赏。人生如梦转眼百年,“百年之后”又是十年!

  孤帆远影碧空尽,相隔千里万里远!我只有遥相祭拜!并且私下回顾和归纳了这位文化之交君子之交现在又成为“生死之交”的一生:

  他是一位终身从“教”最讲认真的学者型“师爷”;

  他是一位永远在路上“飙车”的“多变型”学人;

  他是一位“高雅”文化开创型的“低层”推手;

  他也是一位耐得住寂寞而耐不住平庸的“傲骨”君子。

  我曾经把本文最后一个小题定为“一个圆圈六点水”:句号再加省略号。意思是总体可圈可点:基本圆满,适当保留。这是根据在恒私相授受的“两步走阅读法”得出的结论:先“粗读”着眼结构,再“细读”着眼细节。

  我以为,他最大的社会贡献莫过于两度宣传文化基层工作期间对河曲文化开放的着实推动;而最大的遗憾又莫过于他在确定自我奋斗目标上的游移不定不断变焦“感情用事”。之于他,这简直是个魔咒式的性格短板,也让我对他的定力考量大打折扣。可仔细一想又觉得也不奇怪,人无完人,之于在恒,瑕不掩瑜。“艺术品酒师”在恒总归够一个合格的学者,一个堪称河曲最具学者气质学者实力的学者。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在恒有文,在恒走的不算近,应该说,他已经走到了作为一个“摩托飙车手”的速度距离的极限。有一句话说得好:人可以生如蚁而美如神,他的这种“孤而不俗”的性格是“美如神”吗?如果是,那么我发现文化界有太多这一类的“蚁之神”了,而我深信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最靠谱的支撑!于是我想起了辛勤笔耕出两手老茧的辛民老先生,穷且益坚一门心思把民歌二人台鼓捣了大半辈子的贾德义,警官退休后冷不丁冒出四本书来的“枪杆子”“笔杆子”集于一身的王九雄,老九不是大器晚成而是“潜伏”太深。还有比如张学聪、赵眉才书画新秀的大气磅礴和小小图书馆长刘喜才的“艺通多门”…… 沉下心来做事情,浮躁心态害死人。如果说从文需要火热的外部气场,那么我以为更需要从业者内心的那份宁静。

  想到在恒,恍惚间我又回到了西口古渡,回到了古戏台前,再三再四地仰视着那副曾经仰视过无数遍落款在恒手书的对联,那潇洒的字迹忽然幻变作一双孤独而久违的“熊猫眼”,直瞪瞪盯着我也盯着这个世界,仿佛在对我诉说又仿佛在“自言自语”:“你还记得我们40年前的故事吗?”

  我告诉他:向前看吧,历史就像身边这条黄河,弯弯曲曲却总向前走。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拓荒者不乏其人落荒者也不乏其人,但是国家在变河曲在变。无论文学、戏剧、绘画还是书法,河曲文化事业都人才济济今非昔比了。以文学为例,40年前河曲只有辛民一个作家(省作协会员)一本书,而现在加入国家作协的就有7人(也凑成个“七君子”),出书应该也超过了百部。“出书热”比之于“麻将热”,毕竟算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了。《河曲新闻视窗》容量覆盖面点击率也绝非当年《河曲文艺》广播村村通可比了。当然毋庸讳言,我们所处的依然还是一个几多鱼龙混杂极易心浮气躁的年代!作为河曲40年文化改革开放“一路风景”的见证者,作为在恒的朋友,我写下了如上这些并非遵命也并非歌功颂德的文字,记录下了草创河曲大文化建构中的一些零碎片断。于公于私,义不容辞。

  为写此文,我也试着用在恒“两步走阅读法”阅读过鲁迅的小说《孤独者》和文革后期电影《火红的年代》,鲁迅微言大义,但并非冷色调的在恒的孤独显然和小说中魏连殳不是一个类别;《火红的年代》激情澎湃中有左的痕迹,可渺小如我们何尝就没有诸多历史局限呢?

  我还用“两步走”方法认真重温了在恒那两篇译作,果然就从文中两个小动物身上有所发现:《报恩的鹤》里的“仙鹤”,满腔热情牺牲自我进行报恩,那不就是在恒的自我画像吗?《第一个清晨》里“男一号”是一只“雄鸡”,暗无天日凡世间一群不安分“居民”为争取一线光明与天庭之王斗智斗勇,得胜后抱回一只雄鸡,“雄鸡一唱天下白”,光明来了!金鸡报晓,人间福音。我不知道在恒选择翻译这个,与早前在县广播站“束之高阁”的李再新诗作《河曲鸡鸣》有无瓜葛?也不知道曾经绘制过《红梅报春》中国画的在恒是否也同时画过《金鸡报晓》?但在“闻鸡起舞”的新时期中,在恒充当了“群鸡闹春”中小小的一只,因为天时地利人和让他站到了“风口浪尖”,于是又有幸成为关键的“一只”。在这个意义上,在恒不是“路人甲”而是“男一号”。看着他译作中的“金鸡报晓”,再联想到他的画作《红梅报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外国的“鸡”,中国的“梅”,件件都是吉祥物,满满都是正能量啊!孤傲在恒不是“出头鸟”而是吉祥鸟。

  在中国民间,报晓的雄鸡又有招魂的功用。为着河曲文化的新生,昔日由他报晓,而今不妨再借他来招魂——

  魂兮归来!那甘于寂寞而不甘于平庸的文化之魂……

  2018年6月12日写毕于海南定安

 1988马烽西戎带队的“中长篇小说恳谈会部分人留影



河曲部分作家在杨茂林创作50周年纪念会上(后中为杨茂林,其余全是河曲参会人)



 1979年1月河曲文学戏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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